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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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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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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荆州”的是是非非  

2007-05-09 14:29: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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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荆州”的是是非非

 

群雄纷争的三国时代,荆州一直是各派势力争夺的焦点,其中又以刘备、孙权对荆州的争夺最为激烈。刘备是否“借荆州”的问题文史学界长期争论,众说纷纭,未有确论,以致由三国史研究专家沈伯俊、谭良啸编著的《三国演义辞典》洋洋85万字,对《三国演义》情节与历史真实的渊源关系辨析了一百余条,而独独“遗漏”了“借荆州”。由此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大有辨析的必要。

一、“借荆州”确有历史记载

无论“借荆州”是真是假,《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正是把各种繁纭的事件,各种复杂的矛盾,都置于刘备“借荆州”的关目之下。于是借荆州、分荆州、索荆州、还荆州、夺荆州……在这一“借”之下,演出了“三气周瑜”、“过江招亲”、“拦江截斗”、“单刀赴会”、“白衣渡江”、“败走麦城”、“火烧连营”、“白帝托孤”等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这一道道环环紧扣的情节之链,构成了荆州争夺战生动的情节历史,为人物性格的刻划,伦理倾向的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场景。这一切,都是作者极其高明地借刘备“借荆州”写出的。设若抽掉了借荆州这一极其丰富和精彩的篇章,《三国演义》的艺术大厦就全坍塌,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座低矮的小屋。

但是,《三国演义》作者建构全书情节主体需要而描写的“借荆州”故事, 却并非完全是罗贯中的杜撰。虽然罗贯中让刘备备受艰难地“借”,完全是服务于他创作宗旨的需要,但对荆州的“借”,却的的确确是有史实根据的。

研究三国史,不可不读陈寿的《三国志》。该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三国的兴衰治乱、政治军事斗争及主要人物的生平事迹,是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在《三国志》中,陈寿对刘备“借荆州”之事有数处明确记载:

1、《鲁肃传》载:“(刘)备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孙权)借之,共拒曹操。曹公闻(孙)权以土地业(刘)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2、《鲁肃传》又载:“(刘)备既定益州、(孙)权求长沙、零(陵)、桂(阳),(刘)备不承旨,(孙)权遣吕蒙率众进取。……(鲁)肃因责数(关)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刘)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

3、《程普传》载;“周瑜卒,(程普)代领南郡太守。(孙)权分荆州与刘备,(程)普复  还领江夏。”

4、《吕蒙传》载;“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吕)蒙曰:‘……(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

陈寿本为蜀人,为著名史学家谯周之弟子,蜀未亡时,即留心蜀国史事。其所撰《三国志》因对历史的叙述、评论均比较实事求是,故在当时即受到很高的评价,《晋书• 陈寿传》说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他既然把刘备“借荆州”之事写入正史,显然不会是没有依据的。正因陈寿对此确切记载,后人对“借荆州”之事深信不疑。

由于《三国志》叙事简略,南朝裴松之博采前人著述达二百余种为之作注,注文中又有三条资料对刘备“借荆州”之事加以肯定。

l、在《鲁肃传》中,引习凿齿《汉晋春秋》注说:“吕范劝留(刘)备,(鲁)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刘)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孙)权即从之。”

2、在《鲁肃传》中,引韦曜《吴书》注说:鲁肃曾与关羽会悟,关羽说赤壁之战刘备出力不少,鲁肃反驳说:“不然。始与豫州观于长阪,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推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主上矜憨豫州之身,无有处所,不爱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荫以济其患,而豫州私独饰情,愆德毁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荆州之土,斯盖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领人物之主乎!”关羽竟无言以答。

  3、在《刘备传》中,引虞博《江表传》注说;“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刘)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孙)权借荆州数郡。”

以上资料,足证刘备向孙权“借荆州”之事是于史有载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凭空杜撰,而是确有所本,只不过根据基本史料开拓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而已。

二、赵翼对历史记载提出疑义

最早对“惜荆州”之事提出疑问的,是清代著名的考史专家赵翼。赵翼长于史学,尤精于考据,他在其名著《廿二史札记》中专门撰写了《借荆州之非》,断定“借荆州”决非信史,而是一桩错案。赵翼根据《三国志》中的诸葛亮、鲁肃、程昱、刘备、关羽、张飞等人的传记,以及裴松之注引的《山阳公载记》等提供的大量资料,经过详细考释,提出了如下的论证与分析:

l、“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最早记“借荆州”的《江表传》等书所言,“借荆州之说……皆出吴人语”。

2、“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于人也,荆州本刘表地,非孙氏故物”,怎么可能将别人的东西借于刘备呢?

3、“后三分之势已定,吴人追思赤壁之役,实藉吴兵力,遂谓荆州应为吴有,而备据之,始有借荆州之说”。

4、“抑思合力拒操时,备固有资于权,权不亦有资于备乎。权是时但自救危亡。岂早有取荆州之志乎……其后吴、蜀争三都,旋即议和,以湘水为界,分长沙、江夏、桂阳属吴,南郡、零陵、武陵属蜀,最为平允。”

5、“而吴君臣伺羽之北伐,袭荆州而有之,反捏一借荆州之说,以见其取所应得、此则吴君臣之狡词诡说,而借荆州之名遂流传至今,并为一谈。牢不可破,转似其曲在蜀者。此耳食之论也。”

以上赵翼所说,是以大量资料为基础的,而这些资料在《三国志》上都可以找到出处.其论确有实据,决非臆断、《借荆州之非》理清了赤壁之战前后荆州易主的来龙去脉,从而断定刘备之得荆州,并非“惜”自于江东孙权、而是通过征战攻伐,从赤壁败北的曹操和据守江南的刘表旧部手中夺来的。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诏刘表为荆州牧.到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领荆州牧为止的时间里,东吴的孙坚。孙策、孙权父子二世三主。从未占有过荆州七郡之中的任何一郡。据此而言,荆州本非孙氏所有之物.又何来借与他人之事?

不过,赵翼所论,也并非无懈可击。诚然在赤壁之战前,东吴并未占有荆州,谈不上是“所有之物”,但刘备事实上也同样未占有荆州,荆州也非刘备“所有之物”。而所言“借荆州”,并未有一确定的时间概念,赤壁之战以后的实际情况如何呢?要弄清楚“借荆州”的是是非非,有必要对赤壁之战前后荆州之地的归属变迁作一考证。

三、赤壁战后对荆州之地的分割

东汉时的荆州共辖七郡。南阳、南郡、江夏为“江北三郡”。长沙、武陵、零陵、桂阳为“江南四郡”。荆州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刘备、曹操三大集团都对处于交接处的荆州怀有野心,赤壁之战事实上就是荆州归属问题的争夺战。

东汉末年,荆州七郡原为荆州牧刘表所据。《后汉书·刘表传》记载;献帝初平元年“以(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自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的18年间,荆州七郡尽在刘表的掌握之中,直到赤壁之战前,曹操剿灭袁绍,南向略地,才夺得南阳郡而据有之。

刘备虽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即因遭曹操“南击”而到荆州依附刘表,“屯新野”。但因处于客居地位,在赤壁之战前并未实际占有荆州之地。

江东孙氏父子二世三主对荆州更未染指。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建安“五年,(孙)策崩,以事授(孙)权,……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至建安七年,曹操责令孙权“任子”,周瑜献拒质之策,中有“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的说法。所言六郡”,指会稽、吴、丹阳、豫章、庐陵、庐江诸郡,与荆州七郡毫无牵涉。但此时的孙权,因为江东政权的巩固及荆州刘表内部的衰危,对荆州已产生了觊觎之心,颇有侵夺之志。遂于建安八年、十二年、十三年三次西征刘表部将、江夏太守黄祖。建安十三年春天的这次西征,终将黄祖击杀并“屠其城”。不过,到了本年七八月间,因为曹操已南征刘表,席卷江北,孙权为自保,不得不火速撤兵,退出江夏。至此时,荆州“江北三郡”暂时易主,归于曹操;而“江南四郡”,则仍在刘表的部将之手。

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爆发,曹操惨败,从长江一线和江北华容两路溃退,孙、刘联军亦从水、陆两路追击。周瑜,刘备各率其主力沿江西进,两军各自为战,攻城略地,扩充实力。但周瑜在决策上大失一着,他把两三万大军摆在围攻江陵的主战场上,与曹仁统率的留守大军拼死决战。曹仁据城死守,寸土不让。周瑜久攻不克,损失惨重,被牵制在江陵城下,时达一年有余。周瑜的失着却给刘备提供了纵横驰骋,攻城略地的大好时机。他采取避实击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挥师南下,一举攻占了刘表部将所镇守的“江南四郡”。对此,《三国志》的《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赵云传”以及《魏书》“武帝纪”均有确凿记载,甚至在《吴书》的“吴主传”、“周瑜传”中也是明确有记载了的。

而“江北三郡”在赤壁战后,曹操仍一直占据着南阳郡,并派重兵把守,使孙、刘两家均不可得;江夏郡被孙权捷足先登;南郡经周瑜与曹仁反复争夺,相持年余终于获得。

至此,荆州七郡均各易其主,孙、刘、曹三家均只部分占有荆州,谁也未能完全实现其野心。这种情况表明,荆州之地势必还会发生争夺与分割。

四、孙、刘对荆州的再争夺

据《资治通鉴》记载,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周瑜终于夺得江陵,孙权即委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次年,周瑜病死,孙权以鲁肃代周瑜领兵,以程普领南郡太守。

而此时,刘备攻占“江南四郡”已达二年之久。他以诸葛亮、赵云留守,无后顾之忧,他本人则乘曹仁北归之机,于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率其主力回师江滨,“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与周瑜隔江相望。刘备又“以(关)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刘备与关羽隔江相望,互为犄角,于无形中对周瑜造成夹击之势。孙、刘两家为争夺荆州的南郡而兵戎相见的兆头已经显现。

周瑜在刘备军事实力的夹击威胁下,对刘备畏惧日甚,故于临终前致笺孙权说:“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孙权对此亦有相同认识,以刘备为心腹大患。只是鉴于刘备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十分强大,不敢贸然造次,因而被迫采取妥协政策,与刘备结亲,“进妹固好”,并亲约刘备至京口相会,承认刘备为荆州牧。但这种承认既然是妥协的产物,必是有所交换条件的。《三国志·吴主传》载:“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刘)备领荆州牧,屯公安。”

孙权与刘备在京口会盟不久,周瑜病死,孙权以程普领南郡太守。但是,由于刘备、关羽之军对南郡的威胁,再加之既已承认刘备为荆州牧,又“进妹固好”,自当践约,遂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复以程普领江夏太守”,主动撤离南郡。自此,南郡归刘备所有。

建安十六年,刘璋引备入蜀北击张鲁;建安十九年,诸葛亮率张飞、赵云入蜀增援,以关羽留守荆州。此时,对荆州早有侵夺之心的东吴遂乘刘备荆州之军力削弱之机,制订了夺取荆州的基本战略目标。建安二十年,孙权进兵荆州,“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而此时曹操又率兵攻略汉中,刘备为全力对付曹操,被迫与孙权签订和约,议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以“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部、零陵、武陵西属”。但孙权并不以此满足。建安二十四年,孙权又乘关羽倾师北伐,后方空虚之机,派吕蒙率大军暗渡长江,袭取江陵,截杀关羽,全举荆州,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际。

                      五、“借荆州”说法的产生

东吴截杀关羽,全举荆州后,关于“借荆州”的说法不胫而走,并被载入《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自赵翼《借荆州之非》一出,关于“借荆州”为错案的说法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为这是东吴编造出来的,是为了显示孙权出兵夺取荆州的正义性。既为借,当应还;因为拒还,所以才出兵夺之。东吴将这一说法授之于史官,载入《吴书》等吴人所撰之史书,后来陈寿等史家未能详辨,遂载入正史。

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说“借荆州”是错案言之确凿,令人信服;然倘若不说“借荆州”,只说“借南郡”,或说刘备未履行与孙权的协议,又似乎还是可以确认的。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孙权是在刘备强大的压力下,被迫妥协,主动将南郡交于刘备的。这种“妥协”、“主动”中包不包含有“借地”或其他协议的成份呢?从史实上分析,应该说是包含有的。

《三国志·先主传》载有三件值得重视的事情:

 1、建安十五年,“先主至京见(孙)权,绸缪恩纪。(孙)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

 2、建安十七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刘)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

 3、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用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分析这三件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赤壁之战后,刘备力量迅速崛起,并占据了荆州的大部分,这对孙吴的威胁太大了。在此情况下,孙权采取策略,主动引导刘备去夺取益州。为达此目的,孙权不惜嫁妹子,撤南郡。面对孙权的“妥协”,刘备在纳女获地之时,不仅承认了与孙权的“唇齿”关系,而且对获取益州之后的荆州之地一定作出了相应的某种承诺。要不然,当获得益州之后,孙权不可能立即派人索讨荆州,刘备也不会只推诿而不断然拒绝。

有的人认为孙权、周瑜早已对益州存有野心,并为此进行了积极准备。殊不知《三国志·先主传》中早就载有荆州主簿殷观对刘备的分析:“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取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

殷观的分析是极有见地的。孙吴根本不可能越过刘备去取益州,即使刘备去取益州也必然造成荆州空虚“为吴所乘”。东吴之所以千方百计引导刘备去攻益州,正是为了乘机夺取荆州。殷观的预言为后来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在孙权与刘备的相互妥协中,是包含了某种承诺的。即孙权支持刘备夺取益州,刘备同意在夺取益州后将荆州全部或部分交于孙权。为实施这种承诺,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主动撤兵南郡,承认刘备为“荆州牧”。之后,刘备自以为荆州已经巩固,遂引兵去夺益州,殊不知正中了孙权之计,终于导致了荆州的丧失。

因为刘备未能履行诺言,所以孙权师出有名。不过,翻遍《三国志》及其他史书,虽有“借荆州”的资料,却决无“借荆州”这一明确说法。所以孙权出师夺取荆州,也就决不仅仅是索还土地,而是对刘备未能遵守承诺的讨回公道,讨还荆州土地应该说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而后人不查,习惯于用“借荆州”三字去概括孙权、刘备两大集团在维护各自利益的斗争中的恩恩怨怨。其实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记载的。所以应该说“借荆州”确实是一桩历史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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