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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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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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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经典论述应当注意准确性  

2009-11-20 13:54: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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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经典论述应当注意准确性

研究社会科学又尤其是研究历史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够科学地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而深刻地正确地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许多人撰写历史研究的论文论著时,习惯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和论述,主要是依据欧洲的材料;列宁、斯大林又主要是依据俄国的材料而论述社会历史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的发展中虽然有共同的规律可循,但也各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决不能教条似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导师们也从来没有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十分完备的绝对真理,而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所以,我们在运用马列主义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主要的是应该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去摘取某些只言片语,把无产阶级导师们在不同条件下的论述教条般地应用于一切地方。那样的研究,是不能正确地分析和评价历史的。

例如,列宁的确在《再论杜马内阁》等著作中批判过“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指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引者注)的失败的尝试”的“改良主义”,因为它是背叛马克思主义和违背工人阶级利益的,它“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局限于改良范围内”。如果据此而认为“改良主义只是资产阶级妄图用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垂危命运的东西,是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因而中国北宋时期“地主阶级妄图用以自救”的“王安石变法”就只能是“改革”而不能是“改良主义”。[1]这样的分析、推理、结论是缺乏历史研究所需要的正确态度的。因为列宁所批判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在工人运动已经兴起的时候,再奉行改良主义,是针对工人运动的“革命”,当然是反动的。但是,“改良主义”并非是资产阶级所独有的,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就明确肯定过“革命的改良主义”。那么,封建地主阶级为什么不可以搞他们的改良主义呢?列宁在《日益增长的矛盾》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科学告诉我们,一般说来,某一政治制度的改良主义的变革和非改良主义的变革的差别在于:实行前一种变革,政权仍然留在以前的统治阶级手中,实行后一种变革,政权从以前的阶级手中转到新的阶级手中。……从实践的角度看,上述理论上的差别在于:是局部的东西有所改变而总的和基本的东西毫无改变,还是总的和基本的东西也改变了”。列宁在《几个争论问题》一文中还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按照列宁的论述,王安石为解决北宋封建政权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进行一系列重振地主阶级政权和利益的改革,都是以维护旧有的统治基础而进行的局部改革,当然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理应属于封建社会的改良主义,但不是反动的改良主义。判定王安石变法是改良主义,并不等于就认为这次变法失去了进步意义,因为它和列宁所批判的改良主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又如: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没有可能,也确实没有全面系统地研究过中国的王安石及王安石变法。他在《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这篇文章中的一个注释上说:“普列汉诺夫同志在《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5期警告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的复辙(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遂)。”这句话,决不应当成为我们分析、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桎梏。有人根据“王安石是被列宁称做中国的改革家的”,进而得出“对于既已荣获了‘改革家’这一称号的王安石,无论如何,是不能再称之为改良主义者的。”[2]这一结论,实在是有些牵强。必须指出:“改革家”一词本来就是中性词,既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改革家”和“改良主义”也并不对立,前者说的是主张或实行改革的人,后者说的是主张或实行改革的社会思潮。列宁说王安石是“改革家”,不过是提出了一个历史事实罢了,并不存在对王安石的肯定或否定。何况在王安石变法中,虽颁布、推行了众多新法,却从来没有涉及到土地制度的改革,更没有实行过土地国有之法。列宁的这一句注释中说王安石“实行国有土地未遂”,显然是与历史事实不相合的,但又很明显他是由于普列汉诺夫的误导才这样说的,我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去纠缠这一句话呢?

再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过:中国“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很明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并不是讲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他指出的只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大致情况;“三千年”本来就是一个概数,明明有“左右”二字嘛。然而,有的研究者却认为,“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是“一个绝对数字,不容有过多的伸缩性。从一九三九年上溯到公元前一一二二年周武王克殷,正是三千年稍多一点”。[3]从中断定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已经具体规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时间以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时间。这样的解释,岂不是有些断章取义吗?

还有不少的同志都习惯引用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论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把这段论述作为对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进行全面肯定的依据,认为泛指一切农民起义。但是,请注意,毛泽东同志在这段论述中用了两个限定词:“较大的”和“多少”。那么,可以肯定,“较小的”农民起义是未被包含在内的;即便是“较大”的农民起义,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也有“多”和“少”的区别。可见,毛泽东同志对农民起义的作用是主张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而一些同志对农民起义的研究,怎么可以仅仅进行“全面肯定”式或是“全面否定”式的评价呢?

我们应该深刻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真正准确地掌握它的基本原理。而要真正理解,就有必要根据它的出处去读一读它的原著,看一看革命导师们论述的前提和条件。只有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才能避免片面性,才能得到科学的并且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结论。

 

[1][2]邓广铭《王安石》。

[3]谢华《论西周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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