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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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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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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强不息”精神对诸葛亮的影响  

2009-12-10 08:54: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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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强不息”精神对诸葛亮的影响

诸葛亮(公元181-234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诸葛亮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得到了不论是当世还是后世,不论是人民大众还是统治阶级,不论是己方阵营还是敌对阵营的几乎交口一致的、那么多的褒扬和赞誉。

研究这位杰出人物的成长过程和建功立业过程,不能不发现诸葛亮其实是长期处于逆境中,难能可贵的就是他的身上永远闪烁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这或许正是人们特殊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属于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自强不息”一词源出地《易传》。《易传·乾卦》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它的意思是说:时间永恒地流逝,天体却运行不止,有德之人应当仿效天的这种精神,积极有为,勉力向前,永无终止。《易传》是对《易经》的解释和发挥,它一度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圣人孔子之作,被列为十三经之一。“自强不息”作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动力,依托圣人的名义起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极大。孔子本人就是一位身处逆境而始终“自强不息”,终生奋斗的伟人。由儒家所倡导的这种精神,使人胜不骄,贬不馁,安不懈,险不惧,锐意进取,勉力向上,永不屈服,永不停顿。这种精神动力,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进取,从而推动了民族的发展和前进。从诸葛亮成为杰出人物的过程中,是可以对“自强不息”这种精神动力的作用产生深刻的认识的。

本文拟对此作一些分析。

一、少年时代的逆境与切身体验

诸葛亮本为徐州琅邪郡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他的家族曾经显赫过:秦末随陈胜起义的将军葛婴即诸葛亮的远祖,因有功反被陈胜杀害,后来汉文帝追寻其功,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属琅邪郡)侯,“诸葛”一姓即由此而来;汉元帝时为官清正,“剌举无所避”,有直声于时的司隶校慰诸葛丰,也是诸葛亮的远祖。但是,到了诸葛亮父亲诸葛珪这一代时,家道已经中落,诸葛氏家族已经不再显赫,诸葛珪仅仅做过短期的泰山郡郡丞。而更不幸的是当诸葛亮幼小时,生母章氏就病故了;8岁时,父亲诸葛珪又去世了。父母双亡的诸葛亮姐弟5人,衣食无着,不得不去依靠叔父诸葛玄以生活。

而当时的时势又正是东汉王朝的政治最为混乱和黑暗的时代。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黄巾农民大起义、豪强之间的相互兼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东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已根本动摇,无休止的战争使社会动荡不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战争破坏了人民得以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将肥沃的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弄得到处都是一片凄凉与荒残,迫使人民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诸葛亮生当乱世,山东又是黄巾起义的活跃地区,遭到了战争最直接的破坏。因为难以继续在故乡安身,诸葛玄不得不带着诸葛亮姐弟像难民一样到处流浪。“国无宁日”的时势,使诸葛亮从小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就更为直接和深刻。

诸葛亮毕竟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又主要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熟读儒、法、墨、道诸家典籍。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维护封建纲常和忠义道德的儒家正统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儒学是十分强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的。孔子自称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1]。还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孔子的弟子曾子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3]先秦的“显学”之一墨家也强调积极有为的思想,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4]。这些自强精神,强调人生负担沉重,路途遥远,而胸有大志的读书人不可不刚强并有毅力的思想,对少年时代又身处逆境中的诸葛亮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当他随叔父逃难,先从山东到豫章(今江西南昌),后又到荆州襄阳时,虽叔父又不幸病故,17岁的诸葛亮就担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独立处理生活及人生问题,并决心以杰出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去结束动乱,以适应社会和人民对安宁的渴望。

二、青年时期的“隐居”与发愤读书

叔父病故后,人地两生的诸葛亮带着弟弟诸葛均,搬迁到襄阳城西边20里的一个名叫“隆中”的山村去。当时的诸葛亮,既无家资财产,生活来源亦没有保障。他只得在隆中这个偏僻的山村里,盖上三间“草庐”以居住,亲自“躬耕”,参予一部分田间劳动,以补衣食的不足。

即便是在这样的逆境下,诸葛亮仍牢记圣贤的教导:“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也。”[5]决心在逆境中磨练自己,完善自身,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除参加部分田间耕作外,更多的时间是在草堂内掩门攻读。当时,正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经历了战国至秦汉的高峰时期。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导致了思想、文化大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科技发明家;他们或授徒,或著述,创立了多家学派并留下了一大批不朽的文化典籍。西汉时期,随着强大的西汉帝国的建立,思想、文化的发展有了更惊人的突破,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逐渐形成。丰富的文化积累成为取之不竭的知识与智慧宝库,这为诸葛亮孜孜不倦的学习提供了广阔条件。

诸葛亮读书的方法是不一般的。他认为读书是用来观察和了解社会的,因而涉猎的书务必广博。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每本书都值得认真去读,所以博览群籍只需“独观其大略”[6],把握好书中要点,着重领会精神实质,能够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即可。用不着去咬文嚼字,玩弄没完没了的文字游戏。至于安邦治国之学问,绝不是靠钻牛角尖所能钻出来的。《诸葛亮集》载有他学习《三才秘录》、《兵法阵图》、《孤虚相旺》的故事,说他对于这些专讲治国安邦之道的书,一得到就兴奋不已,立即不分白天黑夜地边读边琢磨,越读越有兴味,百日之中,就把这三本书读得滚瓜烂熟。不但对书中的义理都掌握了,而且还能“致其粤妙”,有比较精辟独到的见解[7]。说明诸葛亮读书是很有选择的,既广博地涉猎,又重点地精读。诸葛亮曾说:“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8]这实在是精辟的读书治学方法之论。我们从诸葛亮后来所具有的几乎无所不知的政治、军事、天文、机械、科技等知识来看,也很可能证明诸葛亮的读书方法是极其成功的。

随着诸葛亮在隆中读过的书愈来愈多,学识不断增长,使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也就更加清晰;而以他亲身经历的东汉王朝的崩溃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就使他对先贤的圣明教训,对孔子热心救世,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了更深的体会和理解。所以,诸葛亮静卧隆中,实际上就像儒学圣人孔子一样,没有一天不在关心国家大事,不在准备去承担拯世济民的重担。而当时的社会又是一个专讲出身、门弟、等级的时代。东汉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是由士族垄断官位的,非世家大族、名门大姓之子弟,是很难踏入仕途的。而诸葛亮不过是居住于隆中的一个外来客罢了,纵有理想与才能,要想获得实施抱负的机会,可以说是非常渺茫的。

身处逆境的诸葛亮,并未因施展抱负的机会渺茫而放弃努力。他明白,作为一个外来客,要实现理想,必须首先在荆州站住脚,获得当地有影响人物的支持。为此,他在隆中读书之余,也很注意寻师访友,既切磋学问,增长见识,又可借此结交荆州地区有影响的人物,扩大自己的影响。

汉末的襄阳,因未遭战乱,故经济尚繁荣,人文荟萃,不仅有当地有名的大族如庞、黄、蒯、蔡、马、习等家族,还有不少侨居的“海内之俊杰”。诸葛亮在寻师游学的过程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如庞山民、庞统、马良、马谡、崔州平、徐庶、石韬、孟建等青年名士。青年时代的诸葛亮壮志不凡,自比先秦时代的著名政治家管仲、军事家乐毅二人才能之和,不少人视之为轻狂,却得到了这些人的理解与认同。

为扩大影响,诸葛亮充分利用了婚姻这一途径。他的大姐嫁给蒯祺,二姐嫁给了庞山民,自己选择了在荆州极有影响的“沔南名士”黄承彦之“丑女”为妻。由于襄阳六大家族彼此沾亲带故,诸葛亮也就因婚姻关系面进入六大家族的范围了。

庞家的庞德公是襄阳豪族中的头面人物,交游广,见识高,身边团聚了一大批有才干的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评论时局;庞德公很有知人之明,时常品评人物,其言论在当时士大夫中很有影响。诸葛亮对庞德公非常敬重,经常登门求教,而且每次都是“独拜床下”、“跪履益恭”,十分谦虚和虔诚。庞德公经常借书给他看,并加以指教,逐渐发现了诸葛亮的为人、才能和抱负,十分赞赏并认定将来是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故称诸葛亮为“卧龙”[9]——一条蛰伏在大泽里的卧龙,一待气候合适,就会升入云霄,施展其非凡的本领。

诸葛亮依靠自己自强不息的努力,逐渐赢得了荆州名士们的尊重,名声大噪起来。同时,他对天下形势的透彻观察和分析,对各路豪强的了解和认识,又使他已在胸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谋求结束战乱,统一天下的大计。所以,当后来刘备集团来到荆州,吸收部分荆州士族加入该集团时,经当地名士司马徽、徐庶的推荐,再加上送给刘备的见面礼——千载流传的《隆中对》,诸葛亮从此成为刘备集团的一员高参,获得了实现凌云壮志的机会。

三、“出山”后与刘备的“鱼水关系”

关于诸葛亮的“出山”,由于《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及戏剧用烘托陪衬手法反复渲染,使“三顾草庐”的故事影响极大;再加之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曾言:“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10]竟造成这样一种定势:诸葛亮本无出仕之心,而是对被曹操称为“天下英雄”的刘备一再屈尊下顾,向他虚心讨教和感激之情而决心出山辅佐的。其实,这完全是小说家的“创造”。在《三国志》里,关于“三顾草庐”之事,只有“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十个字,[11]因此很难认定诸葛亮是“被迫出山”的。

历史记载上有另外一种说法,据裴松之注引《魏略》的一条材料,说诸葛亮是主动去见刘备,因“年少”未获重视,于是他利用自己已有的影响,以避为就地牵引年过半百的刘备屈尊三顾而后见,以抬高自己,引起重视,再抛出精心准备的《隆中对》,为自己一踏上政治舞台就取得一个鲜明的亮相,赢和刘备的钦佩和敬重,从而能够肩负重任,实现理想。[12]联系到诸葛亮“隐居”隆中,却一直渴望能像管仲、乐毅那样去建功立业,恢复大一统国家的理想;不选择已有势力根基的曹操、孙权等“人杰”,而选择尚无立锥之地,却“欲信大义于天下”,以继汉统为己任的刘备为“明主”,以上说法是值得重视的,是符合诸葛亮的儒家正统思想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的。

其实,据《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所载,从诸葛亮出山跟随刘备后,直到赤壁大战建立孙、刘联盟前,诸葛亮并未发挥出多大作用。《三国演义》上所写的“博望烧屯”、“火烧新野”,事实上都与诸葛亮无关。这就只能表明,诸葛亮并非如《三国演义》所宣扬的那样,一出山就受到了特别的重视,而只是刘备当时大量积聚荆州地区人才中的一员。直到曹操率大军南下,刘备被迫仓惶出走,因情况危急,诸葛亮“奉命求救于孙将军”[13],出使孙吴,建立孙、刘联盟并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使刘备集团从此有了立锥之地,诸葛亮才逐渐获得刘备的真正重视的。

赤壁战后,刘备任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领“零陵、桂阳、长沙三郡,驻临丞”,而刘备当时驻公安。诸葛亮远离刘备的统治中心,任务只是“调其赋税,以充军实”。[14] 同一时期,在刘备身边担任谋士的是庞统,职务与诸葛亮同样为军师中郎将。刘备入蜀时,庞统随军入蜀,诸葛亮与关羽等留守荆州。在争夺益州时,刘备每事决于庞统、法正等人,基本上与诸葛亮无涉;后来庞统阵亡,诸葛亮带兵入蜀,虽被封为军师将军,也还是“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15],继续管理军需供应;而未能参与刘备北攻汉中、东征孙吴等重大决策活动。刘备东征失败后,诸葛亮也只好叹息说:“法孝直(即法正)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16]可知诸葛亮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还没有达到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也并非一贯受到刘备重视的。

尽管如此,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座右铭的诸葛亮,并未因此而消积。自强不息的精神强调一个高尚的人应当在逆境中磨炼自己,经得起磨难,以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不能自暴自弃。孔子要求君子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7];孟子强烈遣斥自暴自弃者:“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者;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18]孔孟这种孜孜不倦以求自我完善的奋进、搏击之精神,为诸葛亮所发扬光大。他在刘备交于他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效忠尽职地勤奋工作,不仅为之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根据地,而且保证了前方“军实”的需要,终于获得了刘备的信任与依赖。所以,人们才借用刘备曾言之“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19]这句话,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称为鱼水关系,并被历代标榜为封建社会君臣关系的楷模,这实际上正是儒家君臣大义思想的完美体现。

四、“托孤”之后所面临的内外交困

诸葛亮“出山”后,帮助刘备夺得了荆州、益州和汉中,建立了蜀汉政权并与魏、吴鼎立,实现了“隆中方略”的前半部分;蜀汉政权进入事业的鼎盛期,“复兴汉室”,结束割据,统一天下的到理想已似乎指日可待。然而,机遇并不是永远都存在的。荆州之失以及刘备为讨回荆州的夷陵惨败,使蜀汉政权元气大伤。

刘备病危之时,庞统、法正等重臣已先后去世。刘备认为诸葛亮在蜀国已位高德重,而刘禅幼弱,如果没有诸葛亮的辅佐,是不能巩固帝位的,遂遗命“托孤”,将一切政事交于诸葛亮处理,后主刘禅只做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建兴元年(公元223年),诸葛亮“开府治事”[20],“政事无巨细,咸决于(诸葛)亮”[21]。

诸葛亮所接手的这个蜀汉政权,面临的是一系列亟待处理的内政、外事难题,诸葛亮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力挽狂澜,一一着手进行处理。

当时,刘备新丧,蜀国内部人心浮动。魏国名士大臣纷纷写信给诸葛亮,要他审时度势,顺从天命之心,纳土归降,作魏国的藩属。诸葛亮为此专门写了一篇称之为《正议》的文章,让大家进行传阅和讨论。他在信中振振有辞地斥责了“助纣为虐”的东汉王朝的元老旧臣,强烈地表达了他忠于汉室的精神品格。[22]这种儒家所倡导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3]的“大丈夫”精神,在当时蜀汉多事之秋,面临内外诸多困难的情况下,诸葛亮的这篇文章对蜀汉统治集团内部搞好思想建设,激励蜀汉臣僚忠勤王事,增强抗击曹魏的信心,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针对蜀汉元气大伤,一时难以恢复,后方尚未稳定的情况,诸葛亮采取了三项基本国策:一是重新贯彻“隆中方略”规划的联吴抗曹的外交方针,主动派遣邓芝去东吴与孙权和亲结好,恢复蜀吴同盟,以摆脱两面受敌的情况;二是“务农殖谷,闭关息民”[24],即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使民休养生息,加强蜀汉国力;三是以“攻心”政策,平定南中叛乱,既稳定后方,又增强蜀汉的经济、军事实力。

诸葛亮治理蜀国的功绩,历来被人们所称道。史学家陈寿评论说:刘备“殁没”后,嗣子刘禅“幼弱”,“事无巨细”皆由诸葛亮“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故,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不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25]诸葛亮在治理蜀国的过程中,正体现了儒家以“道德”治国的思想,他努力克服了刘璋父子的腐朽政治,实行法制,赏罚分明;任人唯贤,只要是有德有才之人,便不问是何出身及派别,都加以团结,信任和使用;注意经济建设,努力发展水利、盐铁和蜀锦的生产;……这些政策和措施,有利于当时蜀汉政权的稳定,使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汉经济比之汉末战乱以来有了较大的发展。晋人袁準评价说:“(诸葛)亮之治蜀,田畴辟,仓禀实,器械利,蓄积饶。”[26]当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否则,诸葛亮也不会有连续不断举行北伐的物质基础。从蜀国大伤元气到恢复国力的过程,是可以窥视到诸葛亮为实现天下统一的理想,是如何地依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改变国家困难处境的一片苦心。

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北伐

结束割据,实现天下统一,是诸葛亮毕身的理想和追求,“隆中方略”既是为此而规划的。只是因为荆州之失与夷陵惨败,打断了这一规划的顺利实施。然而,时时以自强不息之奋斗精神勉励自己的诸葛亮,却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理想。尽管客观形势的变化所造成的巨大困难,已使“隆中方略”规划的两路出兵,钳击中原的战略计划成了泡影,而且蜀国的国力也元气几尽,难以发动大规模进攻。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诸葛亮仍以“鞠躬尽力,死而后已”[27]的奋斗精神,执着地为实现天下统一的理想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要统一天下就必须北伐。诸葛亮在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巩固了后方之后,于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春,开始北伐,以实现他恢复汉室,统一天下的理想。临行前,他给后主上了著名的《出师表》,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26]于是北驻汉中。但此时,离“隆中方略”的制订之时已经过去了20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魏国历经两代经营,根基已经牢固,“兴复汉室”的口号早已过时,不再能起到摇撼人心的作用。诸葛亮的北伐尚未开始,就注定难以成功。因此诸葛亮纵有一颗忠心,满腹经纶,却无法改变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而再让机会出现。何况在魏、蜀、吴三国中,蜀国是最小的国家;全国13州,蜀仅有一州;全国人口770万,蜀不到100万;加之魏国并无内乱等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蜀国要战胜魏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客观条件的不利,并未动摇诸葛亮的主观努力之心。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兵攻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前军将领马谡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今甘肃庄浪县东南),由于马谡违背诸葛亮的指挥,以致兵败。这一年冬,诸葛亮又率兵出散关,围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因粮尽而还。建兴七年,诸葛亮又率军攻占武都、阴平二郡(今甘肃南部及四川南坪、平武一带)。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再出祁山,又因粮尽而退兵。诸葛亮鉴于多次出兵都因粮运不继而未能成功,遂在汉中实行军屯,创制山地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并于斜谷筑仓储粮。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又率军由斜谷道出武都(今陕西眉县东),据五丈原(今眉县西,渭水之南),与魏司马懿对垒;并于渭水之滨分兵屯田,作长期驻扎的打算。终因积劳成疾,于这年八月病逝于五丈原,演出了一幕“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29]的悲壮史剧。

诸葛亮连续不断地举行了五次北伐,虽然都几乎无功而返,确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当时,诸葛亮其实也明知“兴复汉室”已不再可能,所以他在《后出师表》中才感叹地说:“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观也。”[30]统一天下的机会已因荆州之失和夷陵之败而失去,诸葛亮的北伐就实在只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后拼搏了。他不断地从失败之中总结经验教训,五次北伐,一次比一次更坚定,直到最后病逝于前线,集中而完整地表现了诸葛亮不负初衷,忠贞不贰地献身于事业的高风亮节,以及绝不因困难就放弃主观努力的自强不息之不懈奋斗精神。

六、死后命葬定军山的良苦用心

诸葛亮死后,姜维、费祎受遗命在主持蜀军撤退的同时,根据诸葛亮生前的安排,将诸葛亮的遗体就近葬于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而未运回成都。对这件事,《三国志》作者陈寿只是如实地作了记载,说:“(诸葛)亮遗命葬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容物”[31],并没有多发议论。可是,后世读史的人,出于对诸葛亮一生忠贞的感佩,于是对他葬于定军山这件事作了不少的感叹。分析起来,这些感叹实在也是对诸葛亮自强不息之奋斗精神的敬佩之情。

诸葛亮之所以要“遗命”葬于定军山,而陈寿又不加任何评论,连广引资料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对这件事也避而不注,都实在表明诸葛亮处理这件事是确有他的苦衷的。

在封建时代,做忠臣也殊非易事,尤其是像诸葛亮那样已集权力于一身而又未能完成统一天下,“兴复汉室”之重任者,虽然诸葛亮受儒家文化影响,一再强调“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32],努力实践人格独立和追求人格不断完善这种自强自立意识。但限于当时的情况,为减少对北伐的干扰,他不能不处处谨慎小心。还在诸葛亮大权在握时,蜀国内部就有人对他权力至大产生过疑虑。甚至随着后主刘禅年龄的增长,权力欲也逐渐膨胀起来,时刻思念恢复由刘备遗命交给诸葛亮的某些“皇权”,并通过宫中宦官搞了一些小动作。诸葛亮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所以上表后主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33]并用汉代兴衰的历史要求后主疏远宫中的小人。宫、府之争,已经昭然于世。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败,为了平息国内舆论,上疏请自贬三等,后主立即将诸葛亮降为右将军,并将诸葛亮的过失昭示于天下。生前尚且如此,死后就更难以预料了。为家人计,为国家计,为统一天下的大业计,诸葛亮的自强不息精神使他不得不作出一种明智的选择。

果然,诸葛亮死后,作过犍为太守的李邈,就上书说:“(诸葛)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34]充分表明封建时代的确是忠臣难为。明察秋毫的诸葛亮对此不会没有认识。

而葬于定军山,既可避免身后被君臣猜忌以误国家大事,又可勉励后人不要忘了北伐,将自强不息之奋斗精神继续贯彻下去。所以后来姜维便不顾主、客观形势而坚持“八伐中原”;人们也才会发出诸葛亮“生而治蜀,死犹护蜀”之类的感叹。

然而,诸葛亮之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共同敬佩的原因也正在这里。他虽然明知自己处处受猜忌,干好干坏都会遭人议论,却本着儒家文化的自强不息奋斗精神,以“兴微继绝克服为己任”[35],一生忠贞谋国,志在匡复汉室,执着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及奋斗目标,不折不挠地走下去。不论出现了什么困难,都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初衷。这一切,都充分地体现了诸葛亮维护封建纲常和忠义道德的儒家正统思想,以及信奉儒家君臣大义的思想。正是他的这种矢志不移,积极进取的伟大精神,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从诸葛亮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之所以长盛不衰的伟大精神。

 

 

[1][2][3][17]《论语·述而》,《论语·子罕》,《论语·泰伯》,《论语·里仁》。

[4]《墨子·非命》。

[5][8][23]《孟子·告子下》,《孟子·离娄上》,《孟子·滕文公下》。

[6][35]《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及其评论。

[7]据《诸葛亮集》故事卷二《遗事篇·仙鉴》。

[8][32]据《诸葛亮集》文集卷二《诫子书》。

[9]《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10][11][13][14][15][19][20][28][31][33]《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12]参见拙文:《关于诸葛亮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成都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

[16]《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21]《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22][25]《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及附《上<诸葛亮集>表》。

[24]《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26]《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之》。

[27][30]《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29]杜甫:《蜀相》。

[34]《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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