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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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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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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孟伉:德高望重的文史馆老馆长  

2010-01-09 15:21:1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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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孟伉:德高望重的文史馆老馆长

 

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自1952年建立后,刘孟伉是首任馆长,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工作到他已经76岁的1969年去世。18年的风风雨雨,他以他的人品、德识、才华,受到了文史馆及社会的一致好评,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好馆长。

一。他是贯彻党的统战政策的楷模

在刘孟伉任馆长的18年间,正是新中国一方面是经济文化诸方面建设突飞猛进的时代,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运动连续不断的多事之秋。刘孟老虽然是1926年就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老党员,但此时,他却受到不公正待遇失去了党籍。尽管如此,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刘孟老在文史馆长的位置上,仍然兢兢业业地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团结文史馆馆员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许多成绩。

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大部分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他们本身既是统战对象,作为文史研究馆馆员又需适时开展统战工作,这种双重特性决定了文史研究馆的工作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刘孟老任馆长期间,文史馆共安排了541人为馆员。这些人都是社会贤达、饱学之士。他们的入馆,体现了党团结知识分子并发挥他们作用的统战政策,同时也因众多社会贤达人士齐聚这里而提高了文史馆的社会地位。

刘孟伉馆长很注重与馆员的联系,除了组织学术研究活动外,他更经常组织馆员游望江楼,游草堂寺,游青羊宫,郊外踏青,参观访问,使馆员对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有直观的认识;他还经常与馆员们酌酒小饮,赋诗唱和,记事述怀,并因此而编辑出版《蜀江诗词》多本,记载了那一段“济济诚多士,煌煌待巨篇”(刘孟老诗句),“但祝长年人尽好,远景同看驭日车”(馆员彭云生诗句)的美好时光。

在自然灾害的那几年,刘孟老尽自己的所能,想尽千方百计,给馆员以粮食、冬衣等各种生活日用品补助;尤其是给患浮肿病的馆员发清油、红糖白糖、肉、蔬菜等主副食品,甚至还有酒、香烟、罐头等当时的“奢侈品”;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被打为右派的馆员也尽力予以关照,例如给当时所谓的“极右分子”、馆员黄镜涵就每月发给生活费30元,还补助其子生活费20元。

正是因为在刘孟老任文史馆馆长期间,善于理解和贯彻党的统战政策,所以那时的文史馆尽管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而馆员们仍然是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非常兴盛和辉煌,成绩非常突出。馆员们亲切地将刘孟老比喻为战国时善于纳士的平原君。这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对党的统战政策的衷心拥护。

二.他是学术研究的组织者和实干家

文史研究馆的“研究”二字,是在文史馆建立时毛泽东主席亲自加上去的,足证学术研究是文史馆工作的重要内容。作为专家、学者云集的机构,文史馆也理应为当地学术研究的繁荣作出表率。

刘孟伉馆长本人不仅是革命家,他还是艺术家、文史专家。他是四川诗坛的高手,他的书法和篆刻早就饮誉蜀中,他还著述有《说文解字笺》、《六书评议》、《杜诗说解》等学术专著。所以,在他的领导下,那个时期的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的学术研究空气很隆,成果相当丰硕。

刘孟伉馆长根据社会需要和馆员特长,按自愿原则,先后建立了学习委员会、文物古迹组、古籍校勘组、杜甫研究组、近现代史组、书画组、戏剧组、医药组、图书组、文字改革组、社会服务组。各业务委组既独立开展活动,又相互联系,彼此支持,从而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

据统计,在刘孟老的领导下,那个时期文史馆整理、编辑、出版的文史类书籍有《杜甫诗集》、《杜甫年谱》、《韩昌黎诗文集》、《杨升庵年谱》、《成都城坊古迹考》、《四川灾异记》、《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以来四川大事记》等;医药类书籍有《温热论集解》、《濒湖脉学阐义》、《四川历代医药学家》等;戏剧类的《川剧高腔曲谱》、《脸谱考》、《川剧咬字吐词》、《魏长生传》等。搜集民间故事100余件。创作或整理川戏《四姑娘》、《人民海军救难记》、《东乡血案》、《地龙火》、《薛涛》、《驻春圆》、《安成香》、《秦娘美》、《我的一家》、《浣花夫人》等剧本。医药组的馆员对《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进行研究,搜集验方2000余个,经过整理,选出470个汇编成册。

此外,刘孟伉馆长还组织力量协助馆员个人写作有《薛涛丛考》、《薛涛诗注》、《杜诗宋元版本考》、《大慈寺考》、《尚书古义钩沉》、《经义训诂》、《散盘文考释》、《解放前四川地区货币资料》等著作。

在刘孟伉馆长领导下由文史馆编写出版的众多著作中,特别应当提说的是《杜甫年谱》和《成都城坊古迹考》这两本书,它们不仅是开拓性的,而且资料搜集之详细、考证分析之透彻,归纳结论之精辟,在学术界是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誉的。虽然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已经快要半个世纪了,仍然被当今学者经常引用。

撰写“三亲”资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包括文史馆馆员在内的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亲历者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之后代”的文史活动。在刘孟老的领导下,那个时期的文史馆馆员写出了《北伐时期四川军阀易帜前后》、《川滇黔军之战》、《毗河之战》、《杨子惠所谓统一之战》、《刘、田巷战》、《四川第一次讨袁之役》等史料,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为四川省政协出版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的主要供稿单位。

三.他是“开门办馆”、服务社会的典范

文史研究馆不是封闭的机构,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开门办馆。文史研究馆也只有开门办馆,才能发挥其优势,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来自于各个方面,都是专家学者、艺术大家,他们本身就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和广泛的社会联系,这是文史研究馆开门办馆的强劲基础。刘孟老任馆长期间,他可以说是“开门办馆”、服务社会的典范。

刘孟伉馆长派出部分馆员去四川省图书馆,协助清理鉴定馆藏线装书,并从四川日报造纸厂清理出1906年的《民报》第二号和1920年的《中国农民报》第七期及宋、元、明刻善本等珍贵资料;又协助他们完成编纂《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翻译国外自然科学杂志目录30余种。《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古籍书目》成为该馆重要工具书,沿用至今。还帮助抄写了6部珍藏在中国科学院的孤本四川省县志。

应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为规划四川经济建设的需要,刘孟伉馆长抽调20多位馆员集中编写出了40多万字的《四川经济建设历史资料》,由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审阅后印发有关部门参考。

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四川省委委托文史馆为中央领导准备四川历史人物概况,供中央领导参阅。刘孟伉馆长组织18位馆员,普查了有关资料三万余册中的近万人材料,经过筛选核实,整理校勘,写成《四川历史人物百人传略》(共计131人),印出后送省委转呈中央领导参阅。

刘孟伉馆长组织馆员书画家去成都美术服务社参与工作,创作人民群众喜爱的国画和歌颂大跃进的作品。又组织馆员去成都市川剧院和政协京剧组参与工作,清理由大邑、乐至、乐山、绵竹等地送来的戏剧资料,从中发掘、改编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传统剧目,创作反映新人新事的现代剧目。还组织具有文物鉴定专业知识的馆员去省博物馆协助搜集历史文物,鉴定拓印碑版等。医药组的馆员去中医学院参与工作,搜集整理外来书籍及秘方、验方和医药书籍,发掘医学遗产。

在刘孟伉馆长的领导和组织下,那个时期的文史馆馆员,对外活动很频繁。在省政协、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省宗教事务所、佛教协会、基督教协会等省级机构,有文史馆员参与工作;在省政治学校、中医学院、四川医学院、西南民族大学以及成都市西城区图书馆、南大街图书馆、文化宫、新华书店、青羊宫花会、杜甫草堂等教育文化单位,也有馆员在帮助工作。

刘孟伉馆长在开门办馆、服务社会的活动中,不仅负组织协调的领导责任,而且身体力行,带头服务社会。1964年,已经71岁高龄的他,还前往成都盐道街学校为该校教师开讲座,介绍学习毛泽东《登庐山》和《答友人》诗的心得体会,并传授创作和欣赏古典文学的一些技巧问题,还指导青年教师学习书法。

正是在刘孟伉馆长的领导和垂范下,那个时期的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生气勃勃,成绩非常突出,成为知名的敬老崇文、引导学术、替社会解疑答难的现代“翰林院”。而这一切的得来,首推其功的当然是因为德高望重的刘孟伉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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