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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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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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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取经:历史与文学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壮举  

2010-02-22 13:59: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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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取经:历史与文学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壮举

 

唐僧取经历经艰险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这是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的“功劳”。众所周知,《西游记》唐僧的原型就是唐太宗时代西行万里取经的玄奘法师。虽然唐僧在《西游记》里被作为威猛刚强、敢恨敢斗的孙悟空的反衬而塑造成一位“懦夫脓包”似的人物,然而他们却都是鲁迅先生所称誉的“舍身取法”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历史与文学对唐僧的描述尽管有差别,却殊途同归,都是矢志不渝,历尽艰险才取回真经。从这一点而言,历史和文学对唐僧取经故事的描述都是成功的。

一.历史上的唐僧取经

   《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是小说家吴承恩笔下虚构的故事。历史上,却有一段唐僧取经的真人真事。虽然是真人真事,却也一样的惊险出奇,动人心魄!

历史上的唐僧姓陈,名祎,生于公元604年,13岁出家当了和尚,法名叫玄奘。玄奘从小好学,为了钻研佛经,他周游了四川、湖北、河南、陕西等地,追访有名的佛学大师。唐武德元年(618年),玄奘从长安到成都,随宝暹、道基、志振等法师学习佛教经论。武德五年(622年)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律院受戒并坐夏学律。玄奘在成都四五年间,究通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寺讲经,为蜀人所景仰。玄奘发现佛教的宗派很多,佛经的译文错误也很多,解释的经义往往互有矛盾。越钻得深,发现的问题越多。他决心亲自到佛教发源地天竺(今印度半岛)去,弄它个水落石出。于是泛舟三峡,取道荆州至长安,实现他赴西天取经之壮举。

唐朝开国初期,,政府禁止私人随便出国。凡出入国境都要得到国家批准。贞观元年(627年)八月,玄奘向政府申请出境,遭到拒绝。决心西游的玄奘,便夹在西域的商人中间混了出去,单人匹马踏上了西行的征途。那一年,玄奘28岁。

    玄奘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然后取道“丝绸之路”中的新疆北路,越葱岭,经热海,穿越西域十六国,前后历时四年。玄奘在西行途中,历尽了难以形容的艰难险阻,但是他意志坚决,发誓只向西行,绝不东退半步。他没有同伴,独身一人,有时几天没有水喝,有时十余天才翻过一座冰山。《续高僧传》上说他是“历天险而志愈慷慨,遭凶贼而神弥厉勇”。凭着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无比坚强的毅力,他终于抵达北天竺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有1万多僧徒,其中有许多具有医药、天文等各种知识的高僧。主持戒贤法师是天竺的佛学权威,一代大师。玄奘来到寺院,恭敬地参见了戒贤,拜他为师。据说戒贤法师已经100多岁了,早已不再讲学。但是为了表示对中国法师的友好情谊,破例为玄奘讲学15个月。玄奘在这里学习了5年,除认真听讲以外,又贪婪地读完了寺里所藏的各种经书,取得优异成绩,成为天竺闻名的第一流佛教学者了。

   玄奘并没有因此自满。后来,他又漫游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各处,巡礼圣迹,访求名师。两年多以后重返那烂陀寺。戒贤法师请他在寺内讲经。

    那时候,戒日王朝盛极一时,戒日王是天竺威望最高的一个国王。戒日王在都城曲女城(现在印度北方邦卡瑞季)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学术辩论会。642年十二月,辩论大会开始。到会的有天竺18个国王、3000个深通教义的高僧,还有那烂陀寺僧徒1000人,婆罗门教和其他各界人士2000多人,再加上随从人员,总共不下1万人。赴会时,有的乘象,有的坐车,有的步行,浩浩荡荡,数十里不绝,真是盛况空前。玄奘是主讲人,叫做论主。玄奘在会上宣读了他用梵文写的论文。大家都被玄奘精辟的论述惊服了。18天的会期,没有一个人驳倒他的论点。大会结束的那天,戒日王送给他金钱1万,银钱3万,僧衣100领。按照当地风俗,戒日主请玄奘坐上一头装饰华丽的大象,绕场一周,两旁贵臣护卫,群众欢呼雀跃,学有所成的玄奘享尽了印度人民对他的赞颂和尊敬!曲女城大会使玄奘在印度享有极高的声誉。

    玄奘离国已久,怀念祖国的心情越来越迫切。戒日主和各国国王、广大的僧俗人民再三挽留他。鸠摩罗国王甚至表示只要他肯留下来,要为他建立100所专院。无奈玄奘归国心切,留学求经的目的既然已经达到,说什么也要回国了。643年春天,西游17年的玄奘辞别了戒日王和天竺的朋友们,满载着印度人民的友谊、荣誉和数百卷佛经,启程回国了。

    两年以后,当玄奘回到长安的时候,人们听说,这位不远万里、不辞艰辛到佛国去探索佛教真谛的大师,取回了真经,都兴奋地传递着这个消息。整个长安城都轰动了。玄奘把带回来的佛经佛像陈列在长安的朱雀街南端,请大家参观。争观的百姓人山人海,从朱雀大街到玄奘所住的弘福寺,排成了几十里长的队伍,焚香散花,鼓乐喧天。好不热闹。玄奘西游归来,成为长安城内轰动一时的盛事。

    唐太宗听说玄奘从天竺载誉归来,也非常高兴。在洛阳亲自召见了他。玄奘叙述了一路上的见闻。唐太宗听得津津有味,要求他把旅途见闻写下来。《大唐西域记》一书就是由玄奘口述、由弟子辩机笔录的一部名著。书里记述了他亲自游历的110个国家和听到的28个国家的山川、城邑、物产、风俗。后来被各国翻译,广泛流传,成为今天研究印度次大陆以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的主要资料。

    玄奘从洛阳回到长安以后,马上组织各地高僧100多人,着手翻译佛经。长安大慈恩寺内的翻经院是专供他们翻译佛经的场所。经卷收藏在玄奘亲自设计修建的大雁塔里。大雁塔至今还屹立在西安城南,成为古都长安最显著的标志。

    为翻译佛经,玄奘经常“三更暂眠,五更又起”。他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了19年,译出佛经75部,共1350多卷、1300多万字,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位巨星。他不仅将657部佛经带回祖国,而且还将我国古代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介绍到印度,并将印度已经失传的佛经《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人民,填补了印度佛经中的空白。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对沟通中印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中印人民的极大崇敬。麟德元年(664年)二月,玄奘病逝于长安玉华宫内。后来,玄奘所译佛经的原本在天竺散失了。玄奘的译本就成为研究印度古代文化的珍贵史料。

    玄奘是唐朝的和尚,和尚在当时叫“僧”,所以后人称玄奘为“唐僧”。1300多年前,交通极为困难,国与国之间极少来往,玄奘万里跋涉,历尽千难万险,来往于中印之间,后世的人们把这次西行取经的壮举,视为一种奇迹加以赞颂。人们在传诵这些取经故事时,加添了很多理想的色彩,而且越传越奇,越播越远。一些神奇的故事随即出现,并逐步进入文学创作。

二.文学作品中的唐僧取经

唐朝初年玄奘“飘然一身,孤行沙漠”赴印度取经的历史真实故事,由于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哄动,所以在唐朝末年就出现了像《独异志》之类敷衍玄奘取经神奇故事的笔记小说作品。宋元时代的“说经”把取经故事作为重要题材,《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就是两部“说话”人的底本;后又有人将取经故事搬到戏剧舞台上,《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就是流传下来的重要剧本。此外,还有敦煌榆林窟.扬州孝先寺玄奘取经的壁画等。这些取经故事,内容丰富多彩,形象绚烂多姿,想象力丰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但是,它们与历史上的玄奘取经已经有很大的不相同了,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四点:

首先,政变了玄奘的出身。历史上的玄奘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学者家庭;文学艺术形象的唐僧出身于一个高贵的门第——新科状元陈光蕊的儿子,当朝丞相殷开山的外孙。

其次,提高了玄奘的身份。历史上的玄奘是一个平凡的和尚,为了实现取经理想,“冒越宪章,私往西域”,是自动去印度留学求法的;艺术形象的唐僧已变成唐太宗的御弟、钦差,奉旨取经,又是如来佛祖派观音到东土选择的理想取经人。

第三,扩充壮大了取经队伍。历史上的玄奘是孑然一身,独身西行;艺术形象的唐僧取经,已变成强大的取经队伍——增加了神通广大的孙行者,喜剧形象的猪八戒,小心谨慎、诚心护法的沙和尚和小玉龙变化的龙马。

第四,强调了取经的意义。历史上的玄奘取经,仅仅为了探研佛学,想“广求异本”以为参考,翻译和研究佛经;艺术形象的唐僧,取经的目的,不仅为启迪蒙昧,教化众生,而且为使唐朝“皇图水固”、“国泰民安”。

文学艺术作品为什么对玄奘取经作如此重大的改变或改造呢?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玄奘取经回来得到那么高的礼遇,唐太宗对他那么尊重,太子李治对他那么重视,那些王公大臣们,今天这个请他剃度,明天那个请他追荐亡魂,酬谢赠答,极为频仍,讲经说法,更为常事。许多著名法师向他顶礼膜拜,多少达官贵人向他阿谀逢迎。如此喧喧赫赫的玄奘,已经不是一个平凡的和尚,似乎成了佛教和僧侣地主的“祖师爷”了。这样也许作家们认为原来的门第、身份,与他的荣誉已不相称,索性改为状元的儿子、丞相的外孙.太宗的御弟钦差、佛祖的理想取经人。改变后的玄奘,原来的积极、勇敢精神逐步减弱,离开人民越来越远。这时人们对荣高身贵的玄奘已经不感兴趣,而真正喜爱的是自己创造的神话英雄孙悟空。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作品里唐僧已不占主要地位,主角已逐步变为孙悟空的主要原因。如在《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记杂剧》等作品中,唐僧连一句唱词也没有,仅仅是一个龙套式的人物。与他那些徒弟尤其是孙悟空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真正使唐僧形象又重新完整起来的,还是吴承恩的《西游记》。

吴承恩是继承、革新的能手,他对唐僧取经作了很好的“推陈出新”。《西游记》中的唐僧,名义上还是取经的领导者,但从整个情节所展现的形象看,真正组织者和领导者已逐步变成孙悟空。在《西游记》里,作者既把唐僧写成一个虔诚的好和尚,肯定他“诚重劳轻”的艰苦奇行,还保持了历史上玄奘取经的积极的一面;但又批判他的无原则的“慈忍”,是一个庸弱无能的“氓僧”。作者把艰苦虔诚取经与人妖颠倒、是非不清两个方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形象完整、个性鲜明的唐僧。

  从通行本《西游记》第九回看出生后的江流和尚,长到18岁时,知道父仇母难,不顾安危,只身到洪州府衙寻母认亲,千里迢迢赶赴京都找外祖父殷开山,发兵搭救母难,捉拿仇人刘洪,报了父母的血海深仇。可见西天取经以前的玄奘和尚,还是一个积极勇敢、是非能辨,疾恶如仇,遇事不畏缩的青年和尚,还能看出历史上玄奘的某些影子。只是到他声名显赫,成为皇帝的御弟钦差,奉旨西天取经后,原来的积极战斗精神才大大削弱,逐步蜕变为一个胆小怕事、善恶不分的御用僧侣形象了。

  《西游记》的主要部分是写虔诚的佛教徒赴西天取经,题材本身就决定了唐僧是一个诚心求法,虔诚悟道,艰苦西行的“圣僧”。他严守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六度”(布施、传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一路上信念坚定,九死未悔。他那种富贵不能移其志,美色不能动其心的高尚精神,不仅神佛妖魔称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连孙悟空也赞他是了不起的好和尚。只有这样虔诚的好和尚,才能取信于神佛并得到他们的暗中祐护,只有这样虔诚的好和尚,才能坚定三个桀骜不驯的“顽徒”的取经信心,并带领他们完成西天取经的艰巨任务。从这一方面看,《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始终保持着历史上玄奘取经的某些积极因素,俨然是一个苦行僧的典型。

  然而《西游记》中的唐僧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形象。作者在肯定他积极一面的同时,又批判了他性格中的消极成分。如果说历史上的玄奘是经得起烈火锻炼的真金的话,那么《西游记》中的唐僧则是一块混合着很多杂质的矿石。他坚持的是毫无原则的“慈悲为怀”,而这些无原则的“慈悲”又常常被狡猾的妖精所利用。他是非不分,真假莫辨,甚至把妖精误认为好人,把降妖除怪、忠心耿耿的孙悟空骂作“无心向善之辈,有心作恶之人”。并多次念紧箍咒折磨孙悟空,甚至几次要把孙悟空贬逐。应该说对唐僧“愚氓”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佛教的批判。

三.唐僧取经的精神是“中国的脊梁”之代表

《西游记》里唐僧到西天取经的神话故事,跟玄奘到天竺取经的这段真事,从表面上看,虽然都被人们简称为“唐僧取经”,但这两个唐僧取经的内容,相去却有十万八千里了。

历史与文学有距离。但是就唐僧取经而言,却是历史与文学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壮举。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妙笔创造的唐僧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虽然他与历史上的玄奘法师有着许多抵牾之处。尽管如此,二者还是有相似之处的,这就是他明知道前程渺渺,吉凶难定,却仍然虔诚苦行,历尽九九八十一难,始终矢志不渝。历史上的玄奘法师也正是这种状况。从这种意义上讲,吴承恩还是抓住了玄奘法师的精神本质的。在此基础上他塑造的作为文学形象的唐僧所存在的迂腐、昏聩、软弱、胆小等性格品质,则可以理解为小说家的创作需要,不当过多去猜疑甚或指责他的有意曲解。何况他毕竟是做到了虽形不似却神似呢!

鲁迅先生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里,讲过这样一句名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这里,鲁迅先生虽然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这“舍身求法的人”,则无疑是包括玄奘在内的。具有舍身求法精神与敢于实践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而玄奘的“脊梁”精神之所以家喻户晓,则是因为有文学的唐僧为他作了最好的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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