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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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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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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空城计”  

2011-02-21 08:34: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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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最著名的“空城计”,无疑是《三国演义》第95回描写的那段故事了:第一次北伐时,诸葛亮得知街亭失守,立即作好大军撤退安排,并亲引五千军到西城搬运粮草。忽然飞报司马懿率15万大军杀奔西城而来。当时,诸葛亮身边无一员大将,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军队,已分一半运粮草而去,城中仅剩二千五百军士,战、撤均不可能。诸葛亮镇静自若,乃命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每一门仅用军士20人,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诸葛亮本人则披鹤氅、戴纶巾,到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身边仅有二小童,一捧宝剑,一执麈尾。魏军来到城下,皆不敢进。司马懿因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怀疑其有埋伏,立即下令退军。诸葛亮军因此化险为夷。

       可是,《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而非史籍,它所描写的诸葛亮“空城计”,许多人认为并非史实。那么,历史上有没有“空城计”?又为何会使诸葛亮成为最著名的“空城计”的施行者呢?
     一、三国时期确有“空城计”
    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史书明确记载的确发生了数次“空城计”。
    据《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记载:赤壁之战后,“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时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敌,因开城门,贼半入,乃击之,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吴将黄盖在武陵开城门拒敌之计与“空城计”所不同的是“贼半入,乃击之”;但因其众寡,“自以不敌,因开城门”又与“空城计”相类似。
       据《三国志·蜀书·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得知曹军积蓄军粮于北山下,遂命黄忠前往偷袭,以赵云屯兵于侧,策应黄忠。黄忠过期未还,赵云率数十骑出营迎视,正遇曹军扬兵大出。赵云且战且退,“公(曹操)军追至围, 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
       据《三国志·吴书·朱桓传》记载:吴黄武元年(222年),魏将曹仁欲取濡须,却佯说要攻羡溪。吴濡须都督朱桓“分兵将赴羡溪,既发,卒得仁进军拒濡须七十里间。桓遣使追还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诸君闻曹仁用兵行师,孰与桓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致仁。”曹仁以为朱桓没有防备,盲目攻城,被打得大败。

        据《三国志·魏书·文聘传》注引《魏略》记载:魏黄初七年(226年),孙权领五万众围文聘于石阳,时逢大雨,石阳城崩未治。“聘闻权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潜默可以疑之。乃敕城中人使不得见,又自卧舍中不起。权果疑之,语其部党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动,此不有密图,必当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关于此次“空城计”,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因其与本传“孙权以五万众自围聘于石阳,甚急。聘坚守不动,权住二十余日乃解去。聘追击破之”的记载有差异,故怀疑文聘敕城中人不得见,自卧舍中不起可能是当时魏人的故事传说,因而在引注这条资料后特别说明:“《魏略》此语,与本传反。”
        二、诸葛亮“空城计”史载有分歧
       裴松之不仅对文聘“空城计”提出了疑义,他更对所引《蜀记》所载诸葛亮“空城计”提出了驳斥。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蜀记》“郭冲三事”载:
             (诸葛)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 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 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裴松之是不相信这段记载的。他认为,考察史实,诸葛亮从来没有在阳平关拒守魏军,司马懿也没有到阳平关与诸葛亮交过战。诸葛亮初屯阳平关在蜀建兴五年(227年),那时司马懿正以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而屯于宛城,两人相距一千多里以外,当无可能进行交兵。司马懿后来对诸葛亮用兵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蜀建兴八年与曹真等三路伐蜀,他由西城进军丹口,遇雨班师,双方并未接触;另两次是诸葛亮最后二次北伐时,他在魏境的祁山与渭南相拒,足迹亦未至阳平关。从情理分析,司马懿既举兵二十万,又知诸葛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何至便走乎?”再者《魏延传》明说:“延每随亮出,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也。”一向谨慎的诸葛亮尚不许魏延为“万人别统”,阳平关又是他伐魏战争的重要基地,岂可能“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仅以轻弱自守。尤其这番话是郭冲对司马懿之子司马骏说的,而“对子毁父,理所不容”, 更何来司马骏“慨然善冲之言”呢?所以,裴松之断定:“此书举引皆虚。” 
       不能说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记载的驳斥没有道理。但是,裴松之既然将这条资料选辑于《三国志》注中,就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根据。
        三国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有关三国的许多史料、传说被发掘出来,记载诸葛亮的资料相当丰富并且活跃。南朝刘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对当时的“异闻”深感“每多舛互”:有的是“纰缪显然,言不附理”;也有的“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究竟是史实还是传闻已经“判不能断”了。这些情况既指整个三国史料而言,亦包括诸葛亮的资料在内。
         既然那时就已经深感有些资料“判不能断”,那么裴松之的“驳斥”就仅是一家之言,对该资料采用选注,而不是淘汰的这一引注的事实,仍然表明了对该资料的重视;换句话说,即该资料所载之事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以裴松之对诸葛亮“空城计”资料的驳斥而言,以诸葛亮不让魏延“万人别统”证明不可能派魏延率大军,就显得武断了些。因为,诸葛亮虽然因谨慎而不许魏延“万人别统”去行“子午谷奇谋”,但却是将魏延视为大将而让其多次领军出战的,如建兴八年遣魏延率军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即是明证。
         所以,有关诸葛亮“空城计”的记载,宁可存疑而不宜断然否定。
      三、历史上有诸多“空城计”
        广为传布诸葛亮“空城计”的是产生于元明时代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之所以要绘声绘色地描写诸葛亮“空城计”,除了要“状诸葛之智”外,想必是受到了历史上诸多“空城计”的影响。因为到此时,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空城计,除前举三国时期的几次空城计外,还有很多。
        据《春秋经传集解》卷三鲁庄公二十八年记载:公元前 666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入于桔 之门。”郑示楚以闲暇,“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认为“郑有人焉”,不敢进,等诸侯援军一到,“楚师夜遁”。
       据《晋书·刘琨传》记载,西晋末怀帝永嘉年间(304年-313年),刘琨“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记载,南朝刘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十一月,“(后)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武进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使偃兵,开城门”,部下不解,以为是轻敌。萧承之说:“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记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五月,“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唐公李)渊命裴寂等勒兵为备,而悉开诸城门,突厥不能测,莫敢进。”
       据《旧唐书·张守 传》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寇陷瓜州,瓜州刺史张守 “领余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城中人相顾失色, ……守 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
       据《十国春秋》卷七《周本传》记载,五代吴高祖天祐十五年(918年)七月,闽、楚、吴越将兵二万攻信州,信州兵不满数百,逆战不利,吴越兵围信州数匝。信州刺史周本“命启关,张虚幕于门外,召僚佐登城,数作乐宴饮。飞矢雨集,略不为动。吴越疑有伏兵,解围去。”
       以上所举,仅是《三国演义》成书前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空城计”中的几例而已。它们无疑为《三国演义》创作“空城计”提供了可资汲取的丰富材料。
         四、《三国演义》对“空城计”的完善
       诸葛亮治蜀二十年,安抚百姓,约制官吏,赏罚公平,法治严明,被人誉称为“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而且他清廉谨慎,克己奉公;对待部属,开诚布公,操劳国事,鞠躬尽瘁。所以,当这个杰出的政治家退出了历史舞台,就引起了蜀人的深情悼念,《襄阳记》记“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到蜀汉末年,“百姓巷祭,戎夷野祀”,这种“蒸尝止于私门”的纪念活动更加广泛而深入,朝廷被迫在沔阳为之立庙。
       由于诸葛亮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很大,又深得民心,所以产生了许多有关诸葛亮的故事传说。诸葛亮死后约四十年,陈寿在《上诸葛亮集表》中即说:诸葛亮“病卒, 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袁准也在《袁子》中说:“亮死至今数十年, 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在有关诸葛亮的传说里,除了继续表现他忧国勤政外,还突出了他战胜强敌的杰出军事才能,而后一点,多少是有悖于史实的。
      《三国志》所注引的诸葛亮“空城计”,即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的。本来,如果仅是《三国志》的注引,影响不会很大,就像历史上发生的许多“空城计”一样,不下功夫在史料中征引,是不会为许多人所熟知的。诸葛亮“空城计”之所以影响特大,完全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据苏轼《东坡志林》记载, 还在北宋时,当时城里小孩就带钱去听“说三国”的“讲史”。除了说书艺人“说三国”外,还有影戏、戏曲表演三国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刊行的《全相平话五种》中的《三国志平话》,文字虽简率,却已具有后来《三国演义》故事的主要情节。《三国志平话》中,也有一个诸葛亮“空城计”故事,主要内容是:曹操引军攻紫乌城,孔明令偃旗息鼓,军人街门作乐,百姓带酒与之作乐;故事结局是:魏延等杀败曹军。
       《三国演义》的创作者没有将故事停留在《三国志平话》的水平上,它依据历史资料、民间传说、评书戏剧等,大大丰富了三国故事的内容。它大写特写了诸葛亮的“空城计”,依据的是《三国志》上的注引以及历史上发生的“空城计”的一些细节,从而构成故事的主要内容。它描写有声有色,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感,使读者多不怀疑其历史真实性。
      由于《三国演义》广为传播,影响很大,可谓家喻户晓,诸葛亮的“空城计”也随之广为人知。《辞海》有“空城计”条,除诸葛亮“空城计”外,未阐释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一次“空城计”,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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