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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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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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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七步诗”及其他  

2011-08-01 07:48: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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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的“七步诗”及其他

《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有这样一个情节:曹操死后长子曹丕继位。曹丕唯恐几个弟弟与他争位,便先下手为强,夺了二弟曹彰的兵权;又逼四弟曹熊上了吊。此时就剩下老三曹植,因为曹植曾与他竞争过太子之位,故曹丕深恨之。他命曹植在大殿之上走七步,然后以“兄弟”为题即兴吟诗一首,但诗中却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成则罢了,不成便要痛下杀手。曹植不假思索,立刻脱口而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便是赫赫有名的“七步成诗”。曹丕听了以后潸然泪下,没下得了手,只是把曹植贬为安乡侯。由于《三国演义》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故曹植与他的“七步诗”也为人们所熟知;但这并不等于说,作为历史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所描绘的曹植“七步诗”就完全是历史真实;所以,围绕“七步诗”的研究就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

一.“七步诗”确有出处

虽然《三国演义》历来被人们评为“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但曹植“七步成诗”之事确实是有出处的。

南朝宋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文学》云: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滤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这首《煮豆诗》是“七步诗”最早、最权威的记述。刘义庆距曹植生活的年代也就一百多年,他的记述自然有一定的依据。《世说新语》虽然夹杂了一些街谈巷议和道听途说,但所记之事大都是真实可信的。

此外,在北宋李昉奉敕编的《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中对此也有记载,不过所描述的成诗环境是不同的。《世说新语》中是曹丕命曹植七步内作诗一首,不成,将处以死刑。而《太平广记》所言是曹丕令曹植策马百步成诗一首,并规定诗题是“两牛争斗”,还附加了严苛条件,不准备出现“牛”、“井”、“争斗”等字和必须四十言。曹植按其要求不仅完成《两牛争斗》诗,还在剩余的时间内写出“煮豆持作羹,漉鼓取作汁。萁在釜下燃,豆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煮豆诗》。两首《煮豆诗》文字略有出入,但差别不是很大,最大的不同是成诗环境。

《三国演义》在创作时显然是融和了《世说新语》和《太平广记》的相关内容,并将“曹丕曹植兄弟出游路遇两牛争斗”之事改为“殿上悬着的一幅两牛争斗水墨画”来演说“七步诗”之事。这样的创作,使故事情节更为集中,人物个性更加鲜明。

《世说新语》和《太平广记》的《煮豆诗》均为六句,而《三国演义》只有四句,这也是有出处的。《文选》卷六十任彦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陈思见称于七步”句下李善注引《世说》云: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字比较简略,这应该是李善在引用时随手有所删节,删得像一首唐人的五绝了。古人引文并不严格按照原文引录,往往有所省略,而为了引文的通畅起见,又往往改易少数几个字。这种作风到晚近以来还有。与《世说新语》原文相比,李善注保留了它的主要内容而删去枝叶,最大的变化在于将诗的前两句“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删掉了。删掉这两句,诗的妙喻仍在,主要意思也没有变化:拿豆秸草作燃料来煮豆子,本是同根生的东西如此相煎甚急——现在是亲兄弟相煎甚急,令人不胜感慨。此后更流行的文本如《诗纪》则将首句改为“煮豆燃豆萁”,将豆和萁一道率先提出。为下文张本,这样就比一上来就突如其来地说“萁在灶下燃”更加稳妥自然了。

二.曹植作“七步诗”应当是可信的

《三国演义》关于“七步诗”的描绘可谓绘声绘色,活灵活现,通过对比手法,将曹丕的心胸狭窄与曹植的才思敏捷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使读者对曹丕的阴险狡诈有了清醒的认识,又对曹植生出钦佩怜悯之情。这当然是文学的功劳。由于《三国演义》虚构的成分占“七”,作为正史的《三国志》对“七步诗”缺乏记载,而《世说新语》和《太平广记》的记载又有较大差异,所以有的人就坚持认为曹植写“七步诗”不是史实,而是后人根据曹丕、曹植兄弟素来不和创造出来的乌有故事。这种认识其实是不正确的。

曹植自小聪慧异常。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曹操对他的才能也表示怀疑,认为这么好的文章不可能出自少年之手,便问他是不是请人代写的,曹植跪拜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为什么要请人代写呢?”他请求父亲当面测试其才能。时逢铜爵(雀)台新成,曹操带领几个儿子登台游览,并令他们作赋一篇,记述此事。曹植欣然应命,“援笔立成”,似有神助。曹操看后,十分震惊,甚至为此想立他为太子。不仅时人佩服曹植的才华,就是以诗文著称的南朝山水诗人谢灵运也自叹弗如,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也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既然曹植才华出众,禀赋异常,又被后人誉为“才高八斗”,区区三十言的《煮豆诗》自然不在话下,他完全可以在瞬间完成。

历史上有“七步之才”的人不乏其例,甚至有人以此自翊,认为已经超过曹植。唐玄宗年间诗人史青就吹嘘自己能在五步内成诗一首。适逢大年三十,唐玄宗便决定试一试他是否真有此才能,就以《除夕》为题,令其作诗。史青对曰:“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迎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摧。风光人不觉,已著后园梅。”诗成果然未过五步。唐玄宗十分欣喜,厚赏了他,并命其到翰林院供职。北宋名相寇准也具有这方面的天赋,他7岁时,有位客人以华山为题命其作诗,他竟然只迈出三步就吟出了“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令人叹服,被称为神童。实事求是地说,史青、寇准的文才均不及曹植,他们尚且能在少于七步的情况下作出好诗,曹植怎么不能在七步之内咏出佳作呢!

 曹植初蒙宠爱,几为太子,但终因放荡不羁而自毁政治前途。曹丕称帝后,排除异己,凋减枝干,以圈牢养物之法对待曹植。曹植在身处危疑之际,居监控之间,忧郁愤切,写了大量寄托心志的诗篇。与《煮豆诗》思想相同、构思相似的作品也是大量存在的。如:他将兄弟相煎之悲托喻于弃妇,创作了不少的弃妇诗。《浮萍篇》云:
       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在昔蒙恩惠,和乐如琴瑟;何意今摧颓,旷若商与参。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新人虽可爱,不若故人欢。行云有反期,君恩傥中还!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愬?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遇。悲风来入帷,泪下如垂露。散箧造新衣,裁缝纨与素。
       这首长诗以三组鲜明、生动的对比:昔与今、茱萸与兰桂、新人与旧人,每一组对比无不包含了诗人的愤懑忧思,可谓语浅而义深,而《煮豆诗》的内容展开中,用的最突出的也是对比。“琴瑟”既可以比喻夫妇和好,又可以比喻兄弟或者朋友情义融洽。“在昔蒙恩惠,和乐如琴瑟”真是一语双关,比喻恰切。这巧思妙构自然也与《煮豆诗》的豆萁之喻一样,让人击节。“无端获罪尤”更是曹植内心的直接坦露。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曹植黄初年间及黄初后的所有弃妇诗都无不是表达兄弟相煎的痛苦。“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回合何时谐”(《七哀》)、“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种葛篇》)。读着这些弃妇诗,又有谁会以它是真的表述弃妇之悲呢?
        有人认为曹植词采华茂、诗丽表逸,而《煮豆诗》质朴简括、比理浅显,这与曹植诗的一贯风格不相吻合。其实,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所谓一个作家的风格,是就其创作的主要思想特点、艺术特征而言的,成熟的作家决非只有一个面孔!李白高蹈雄视、傲岸不羁,有卑躬龌龊之文;宋之问谄事佞小、附膻逐秽,有蕴藉方正之诗;李清照婉约精丽,却有“天接云涛”的浪漫奇美和“死以为鬼雄”的慷慨激昂;苏东坡豪气冲天,却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凄婉幽咽和“枝上柳绵吹又少”的绮靡妩媚。用一个诗人的主体风格做标准去验证该诗人每篇作品的真伪,那是很不妥当的,更何况像曹植这样的诗人!即使如此,在《曹植集》中,像《煮豆诗》这样质朴无华的作品也不并鲜见。《失题(皇考建世业)》、《杂诗(美玉出盘石)》、《斗鸡》等实在算不上有多少文采,《画赞》、《禹庙赞》等三十余篇作品,质直简枯,与史赞无异,至于他《魏德论讴》之类的庙堂颂歌,不仅无文可言,连兴寄比象都没有了,读起来另人生厌,这就更找不到曹植诗歌风格的影子了。因此,我们不能因《七步诗》的艺术风格与曹植诗的主流风格不合就否认它的真实性。

古版的曹植集中皆无《煮豆诗》不能成为否定它的理由。我们知道,最早正式为曹植编定的集子出于他的侄儿魏明帝曹睿的旨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太和六年(232年)曹植死,时年四十一;过了几年,景初(237~239)中明帝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以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中外。”这个集子显然不全;另据曹植本人先前所说,他自己选编自己的辞赋,“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前录自序》),这些还不是他一生辞赋的全部,就已经有这么多;而奉旨编撰的钦定本全集,包括赋颂诗铭杂论在内却一共只有“百余篇”——可以肯定的是一定被删掉了很多作品。像“七步诗”这样的诗篇,在钦定本中删去不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篇非删不可,因为这首诗讽刺打击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魏明帝曹睿的父亲魏文帝曹丕。曹植这首诗在当时一定非常遭忌讳,所以是必须删除的。

至于正史《三国志》不载“七步诗”之事,更不能成为否定《煮豆诗》的理由。历史事件太多,严格地说,“七步诗”说不上是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撰史者完全有选择使用或者不使用的权力和理由,总不能将搜集到的资料全都用上吧!而《世说新语》虽非正史,却以记述魏晋两朝名人佚事为其显著特色,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实有其事。“七步诗”之事恐是由宫廷内侍传出,经辗转相传,文章难免会有所出入,因此《世说新语》和《太平广记》可能由于材料的来源不同,所述的成诗环境也就有所不同,这不足为怪。

三.“七步诗”在历史上的影响

曹植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才华的文人,遭遇又非常坎坷,加之《三国演义》的影响很大,所以曹植“七步诗”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

曹植的“七步诗”,用生动贴切的比喻,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兄弟之争”的看法。中国传统的习惯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但在既得利益面前,手足也会反目为仇,在诸如金钱、名利、美女、遗产、权势等令人动心的利益和私欲面前,任何说教、规范都被放到第二位去了。古今中外,莫不如斯。其实,如果贫穷一些、困苦一些、愚蠢一些,也许争夺的就不会那么急、那么烈。曹丕打压迫害乃弟曹植用心良苦,手法甚多,原因无非是曹植曾经是他的竞争对手,一度似有可能继承父王曹操的地位。曹丕当了皇帝以后对曹植防范、报复甚严,无所不用其极。帝王式的思维往往如此。专制主义导致人性严重异化,中国古代皇室成员中父子、叔侄、兄弟们“相煎何太急”的事情,史不绝书;但是就此写诗的人不多,好的更少,这正是“七步诗”所以可贵而传诵甚广的原因。

正是因为曹植这首“七步诗”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很大,所以后来人们遂用“七步诗、七步咏、七步成章、七步成文、诗成七步、陈思七步、七步嫌迟、子建七步、七步才”等称誉那些文思敏捷、才气过人的“快枪手”,如唐代诗人岑参《送张直公归南郑拜省》:“万言不加点,七步犹嫌迟”;又用“煮豆燃萁、豆萁煎逼、萁豆煎、相煎何急、釜中泣、豆萁之喻”等比喻兄弟煎逼以及因内部不和而自相残害的现象,如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许多名人在表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时也喜欢借用“七步诗”的方式,从而使自己的见解得到更深刻的阐述。如:鲁迅在《华盖集·咬文嚼字(三)》里说:“据考据家说,曹子建的《七步诗》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替豆萁伸冤》诗文如下:“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鲁迅先生的这首拟作诗讽刺犀利,入木三分,以豆喻北京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及其党羽,以萁喻当时遭难受迫害的进步学生,“活剥”出了某些人的丑态,可谓是反其意而用之。
  郭沫若先生曾作了一首《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熟萁已灰。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他将原文中的骨肉自相残害变成亲人相助,将原诗的贬义变为褒义。他进一步解释说:“站在豆的一方面说,固然可以感觉到萁的煎迫未免过火;但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面说,不正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吗?”郭沫若先生的“反作”是明显的调和,一作席上珍,一作田中肥,皆大欢喜,诗意变为是对自我牺牲精神的赞颂。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也曾反“七步诗”其意而作《赠诸弟》诗:“煮豆燃豆萁, 萁在釜下乐。 不惜身成灰, 愿弟早成熟。”“成熟”一语双关,诗意显豁,也很感人。

研究“七步诗”,读诗思古人,沉思看今朝,但愿“兄弟阋于墙”、“ 相煎何太急”之类的事情更少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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