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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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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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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离堆古名“观坂”吗?  

2012-12-03 10:07: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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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离堆古名“观坂”吗?

——关于《三国志》上一条资料的辨析

    一

凿离堆,开宝瓶口,是都江堰创建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关于都江堰离堆是否为李冰所开凿的研究和讨论中,人们对《三国志》上的一条记载发生了兴趣。据《三国志?后主传》载:

(建兴)十四年(236)夏四月,后主至湔,登观坂看汶水之流……

这段记载中的“观坂”,不少人都认为指的是都江堰离堆。所以,不论是主张李冰所凿离堆当在都江堰,或在乐山者,都试图利用这条资料进行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证。一种意见认为:《三国志》上这条资料表明,都江堰离堆在南宋以前本名“观坂”;同时也就表明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蜀守(李)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的“离堆”不不在都江堰,而在“沫水”的所在地,即是大渡河所在乐山了。[1] 另一种意见认为:《三国志》上的这条记载,说明都江堰离堆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的名称(如离堆、观坂、堋、堰等)。它曾得名“观坂”是远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后几百年的三国时代,怎么可能因此而否定司马迁关干李冰在都江堰“凿离堆”、“穿二江”的记载呢![2]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说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有牵强附会与隔靴搔痒之嫌,因为《三国志》上的这条记载,很难说它与都江堰离堆有什么关系。

仔细细考查《三国志》上的这条记载,只能说明蜀汉后主刘禅所登过的那个名叫“观坂”的地方,是在“汶水”之旁。“汶水”即“岷江”,但岷江沿岸可以被称为“观坂”的地方决不止一二处。那么,这条资料所言的“观坂”是不是指都江堰离堆,就更有深究的必要了。

《华阳国志》上有一条资料可以证明在古代都江堰所在的都安县确有“观坂”,但决不是指的都江堰宝瓶口那座石山。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载:

夏五月,军至都安,屯观坂上。旅复谏曰:“今所安营地名观坂,自上观下,反上之象。征不吉。昔汉祖悟柏人以免难,岑彭亡而不去,逐陷于祸,宜移营地所。”

都安县“观坂”既可扎营、驻军,面积一定是不小的,而都江堰离堆的面积是很有限的,根本不可主驻军队,“观坂”非都江堰离堆已不言自明。

又据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6年)永康军知军冯伉《移建离堆山伏龙观铭并序》说:“离堆山伏龙观者,《风俗通》传云诛邪压怪之所。”值得注意的是,冯伉在这里所用的是“移建”一词。“移建”就不是新建,证明在北宋以前那里就叫离堆山,并不叫“观坂”。

从古籍中可以知道,地“坂”名者,多为少数民族恃险而居的地方,如《左传》中的“阪泉”、“阪道”;《国策》中的“外阪”;《史记》中的“陇版”、“九折坂”、“长坂”等,自古均称为夷地。古代都安县是划汶山县与郫县的部分区域而设置的,关于“观坂”的具体位置有三种说法:一说在今城西30里龙溪乡茅亭村娘子岭侧,即黄休复《茅亭客话》的茅亭附近;一说在今城内外城隍坡一带,即大小擂鼓坪;一说在今城西门外城墙下紧临江岸的那扇悬崖,俗称斗鸡台,因崖顶有小坪,可俯视都江堰,故又名“观坂”。这三处地方,都与都江堰离堆相距甚远,但却都更符合“观坂”这一词本身的涵义。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断定,刘禅所“登观坂”虽然可以肯定是在都江堰所处的岷江河边,但它的具体位置却决不会是都江堰离堆。那么,它究竟在哪里呢?

   其实,只要仔细阅读《三国志》上所载的这条资料,可以发现,它是不应引起争论的。因为这条资料的本身就有两处地方明确表明了其与都江堰离堆是没有关系的。

1、刘禅所登“观坂”是在“湔”县。

《三国志》上的这条资料,明明有“后主至湔”四个字。“湔”应该是后主所登“观坂”的具体位置。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人裴松之早就在这条资料后注有:“湔,县名也。属蜀郡,音翦。”查各种有关中国古代地理方面的书籍,可知中国古代无“湔县”,“湔”必是某个县名的简称。三国时的都江堰,不属“湔”县而属蜀汉所设置的都安县。有人认为在都安县设置初期,曾以“湔县”之名称呼过[3]。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推测。那时的“湔”县,应当是都安县西北方向的“湔氐道”(秦汉时代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县称“道”,“湔氐道”即“湔氐县”),此县乃汉时所置,属蜀郡,三国后期改属汉山郡。故城在今四川松潘县西北。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成都府?茂州》对此记载得十分清楚。因此,刘禅实际上是到“湔氐道”去,并非都安县,故他所登之“观坂”应与都江堰离堆无涉。

2、刘禅去“湔氐道”是有缘故的。

《三国志》上这条资料的引用者,不知什么原因,都只引用了前半句。查《三国志?后主传》,原句为:

(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至湔,登观坂看汶水之流,旬日还成都,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

这条资料里的“后主至湔”与“徙武都氐王……于广都”,应当是一件事,不应当被割裂。

应该说,《三国志?蜀书》中的《先主传》、《后主传》,其相当于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它当是对蜀汉帝王及政权大事的简要记载。刘禅“至湔”,是在诸葛亮已卒近二年之后,他不可能仅仅是为了“看汶水之流”而去参观一下都江堰,必定是有关蜀国的军国大事才足以成行。如果仅仅是参观都江堰,是用不了“旬日”的,当然也无必要给以“本纪”地位的记载。

关于“徙武都氐王……于广都”这件事,在《三国志?蜀书?张嶷传》中记载得较为清楚:

(建兴)十四年,武都氐王符建请降,(蜀)遣将军张尉往迎,过期不到,大将军蒋碗深以为念。(张襄)平之曰:“符健求附款至,必无他变。素闻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将有乖离,是以稽留耳。”数日,问至,健弟果将四百产就魏,独健来从。

这一段记载与《三国志?后主传》虽有一点差别(是“独健来从”乎还是“及氐民四百户”?),但可以肯定是记载的同一件事。另外,《华阳国志?刘后主志》对此事也有相同记载。这便足以证明,上述事件乃是发生于建兴十四年的蜀汉政权的大事。

早在“隆中对策”中,诸葛亮就为刘备集团制定了占据荆、益之后所必须采取的巩固内部、稳定后方的政策,即“西和诸戎,南扶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4]诸葛亮为此可谓苦心经营了多年,才使国小力弱的蜀汉政权能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中的以处处主动。

氐人是三国时分布于界国湔氐道以北地区的“诸戎”之一。正当蜀国处于“汶山叛羌”、“四郡蛮夷”[5]之时,“氐王苻健请降”,蜀国必定举国兴奋。所以,作为诸葛亮、刘备政策继承者的刘禅才会专程前往蜀国的“湔氐道”去受降,以示重视和优待之意。

而刘禅此行前后用去了10多天时间,也便是合乎情理的。此行“至湔”因为要经过都安县,他或许参观过都江堰,但毕竟史书上未见记载。

话又说回来,大约也正是因为晋代时对刘禅此行的目的和“湔”的具体位置已经缺乏具有明确记载的资料,所以,比《三国志》稍晚一些时候成书的《华阳国志》,在记载刘禅“至湔”这件事时,与《三国志》所记载就已略见区别。《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

(建兴)十四年夏四月,后主西巡至湔山,登坂观汶川之流。武都氐王符健请降,将军张尉迎之,过期不至,大将军(蒋)琬忧之。牙门将巴西张嶷曰:“健求附款至,必无返滞。闻健弟狡,不能同功,各将乖离,是以稽耳。”健弟果叛就魏。健率四百家随尉,居广都县。

    不过,我们比较这段记载与《三国志》之记载,可知“湔”已经改为“湔山”,“观坂”已改为“坂”。关于古代“湔山”的具体位置,有几种说法,,但均在都江堰之西北;“坂”,可泛指一切可观岷江之流的坡地。这些都足以表明刘禅所登之处决不是都江堰宝瓶口那座离堆,同时,也证明试图用《三国志》中这条资料以证明都江堰离堆古名“观坂”,是不符合历史买际的。

所以,刘禅无论是到“湔氐道”也罢,到“湔山”也罢,《三国志》上的这条资料与都江堰离堆是没有关系的。它对论证都江堰离堆是否为李冰所开凿这个论题,是不会起到证明作用的。

注释:

[1]见喻权域:《都江堰古史新论》;刘琳:《华阳国志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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