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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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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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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  

2012-12-31 08:58: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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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人们称为“信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它包罗万象,而又融会贯通,脉络清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太史公自序》),详实地记录了上古时期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年—约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早年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他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20岁,满怀求知的欲望,从长安出发,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氏世代为太史,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隋书·经籍志》也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可惜却“发愤而卒”。那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司马谈临终前,一是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二是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记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司马谈死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完成《史记》,留与后人,含垢忍辱忍受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司马迁为了继承孔子编撰《春秋》的思想,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也透露出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史记》由西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花了18年的时间所写成。全书共130卷,约526500字,有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汉以前各种史书的优点,建立了全新的体系。司马迁作《史记》善于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人物的言行来表现人物,所用语言生动形象,繁简得当。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是以表格形式呈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 、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题史;“世家”是历朝诸侯贵族的活动和事迹;“列传”为历代各阶层有影响人物的传记,有少数篇章记载少数民族等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由司马迁所开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不同于前代史书所采用的以时间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划分的国别体,而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尽管在个别名目上有某些增改,但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列传两部分,而成为传统。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史记》的“书”,是《史记》五体之一,共八篇,为司马迁首创。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到班固撰写《汉书》时,仿“八书”而发展成“十志”。这是由于《汉书》已名“书”,所以改“书”为“志”,并成为以后史书的通例。“志”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三国以前,史马迁的《史记》并不是用这个书名。据史书记载,司马迁在他的巨著编写成后曾送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在书上写了“太史公书”四字。太史公是司马迁的官职,书就是著作。可见司马迁当初并没有为这部书题过名。后人有根据它的篇幅而称《太史公百三十篇》的,也有称它为《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太史公记》,甚至还有省称“太史公”的,很不统一。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演变成“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与《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三国志》(陈寿)合称“前四史”。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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