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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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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敢为善”的徐子休  

2015-11-20 07:14: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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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成都乡贤(五)
一生“敢为善”的徐子休

2015年11月20日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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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敢为善”的徐子休 - 李殿元 - 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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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侯丁月

  徐炯,字子休,号蜕翁,别号霁园。1861年生于四川省华阳县——今天的成都华阳,1936年病逝。他青年时期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仕途并不得志,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教学合一”的生活,直到老衰病逝。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教人的一生,赢得了成都人的尊敬,名列“五老七贤”。孔子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放在他的身上当之无愧。

  “三代以前,小人不敢为恶;三代以后,君子不敢为善。”徐子休常爱引用宋朝人说的这句话。徐子休在他所处的时代,面对“君子不敢为善”的现实,借此发出深沉的感慨,表达了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拳拳之心、殷忧之感。不同时代,对“善”与“恶”有不同的标准,但为善去恶却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当今之世,在“敢与不敢”之间,仍然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敢讥讽慈禧的书生

  徐子休生活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洗礼”,特别是受“宋儒”理学影响很深;但又对明末“三先生”和颜元、吕留良等人的学说和为人衷心仰慕,所以养成坚毅的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同时也使他和时代脱节,陷入时代的冲突和洄流中而不能自拔。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是徐子休的好友。政变前夕,他曾打电报给杨、刘二人,提醒他们注意,哪知电报还没有到达,“六君子”已经在北京菜市口身首异处了。他得到这个消息,愤激地对亲友们说:“这一刀砍下去的不是他们的头颅,而是满清的国脉啊!”

  此话一点不错,戊戌政变宣告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此路不通,而后就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浪潮,终于在十三年后彻底埋藏了清王朝。之前,徐子休曾写了一篇题为《古今有女娲否》的文章,对“圣母皇太后”慈禧进行了无情的讨伐和鞭笞。这在如天如父的专制君主统治背景之下,可算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举动。果然,“老佛爷”赫然震怒,下诏抓这个大逆不道的“叛贼”,徐子休在好友的掩护下,逃避到陕西,才得幸免。

  敢与军阀顶牛的乡贤

  辛亥革命爆发后,全国有城市发生屠戮旗兵旗人事。徐子休在少城中有不少门生子弟,于是代表军政府进少城谈判,终达成和平解决协议,仇杀风波得以顺利平息,满、汉人民得以和平相处。之后,办少城学校、办同仁工厂、辟少城公园、拓东城根街、安置旗人就业,徐氏做了大量工作。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孙中山在日本再次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将军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第二年进军四川。当时成都某些社会团体曾派出代表向袁世凯的心腹、派在四川的军政长官陈宦请愿,希望他不要为虎作伥,建议向“护国军”妥协,站在反袁阵营一边,哪知这位陈将军一时发作,将其中一人“就地正法”,而且宣布以儆效尤。这时的徐子休不计个人安危,不顾亲友劝阻,毅然给陈宦写信,辨明是非,指陈利害。后来陈宦终于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除了大背景的因素外,徐子休先生的陈词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四川军阀有人高唱“川人治川”的调子,意图割据四川,分裂国家。徐子休发表了题为《异哉,所谓川人之治川也》的文章,指出:四川乃中国之四川,非四川人之四川,凡中国人均得而治之,非四川人所得而私。此文一出,京、沪各报都加以转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祖国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杨森入主成都期间,兴建春熙路,却对市民的拆迁安置问题处置不佳。徐子休联合“五老七贤”中人,向杨森为民请命,遭杨森粗暴拒绝。虽然事情不成,但也可看出徐子休的用心与担当。

  敢为人先的教育家

  徐子休一生与教育结缘,早年设帐于江南会馆,清末改称“泽木精舍”。又创办“孔圣堂”(后来成为“大成中学”)。他还开办“四川通省学堂”,任四川省教育会长,在多所学校任教,对四川教育事业贡献良多。

  徐子休一生治学,尊崇孔孟,致力于经史。1894年,他在成都江南会馆创泽木精舍,以经史及自然科学教授学生,《资治通鉴》是必读之书。每逢学官考试,江南会馆照壁上,红报满墙,学门之旺,为省城第一。学生成名者不可胜数,民国以来如熊克武、吴玉章、戴传贤、魏时珍、张群、文藻青等皆出其门下。后执教四川高等学堂、开办通省师范学堂,得人才更多。

  民国以后,他在成都创办华阳县中国学会、大成会、大成学校,任四川教育会会长。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主张复古。辛亥革命后,徐子休仍然要坚持“尊孔读经”。不单举之于口,而且见之于行。他在成都创办“孔圣堂”,广招生徒,实践“尊孔读经”的理想。这所学堂后来嬗变为“大成中学”时,在课程中仍然设置有“读经”一项,校门上仍然高悬着“孔圣堂”的匾额,在校园内仍然保存了供奉孔子的“大成殿”,每逢农历朔望和孔子的诞辰,全校师生齐聚殿上,在“至圣先师”和“四配”位前恭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堪称新时代成都的一个奇观。

  徐子休的这些做派虽说与时代脱节,但倒也体现了他一以贯之的教育思想。

  急公好义的文人

  1921年,徐子休亲往拜会时任川军第三军军长、成都卫戍司令兼任成都市市政公所督办、四川省宪政会议筹备主任的刘成勋,陈说大义,劝得他出面集资对武侯祠内的昭烈殿、静远堂、文武两廊的建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维修。关于这次维修,华阳尹昌龄曾撰有《重修诸葛忠武侯祠记》,碑立于今武侯祠东厢房。碑记中首先谈到这次维修的起因,说道光后六十余年未大修,塑像损坏剥落甚为严重,静远堂的木结构多已朽坏。于是,徐子休向刘成勋提出了修祠建议。刘成勋欣然同意,即筹集资金,命刘万钟具体负责。工程于1921年8月动工,到1922年12月底完工,进行了十七个月。修建完成后,刘成勋在武侯祠大门亲题“汉昭烈庙”匾。

  负责修武侯祠的刘万钟是著名木材巨商,与徐子休是知交。刘子刘昌琪在徐子休创办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属高小就读,1912年,徐子休特为昌琪改名为刘猛,字刚甫。之所以这样改,《说文》:“猛,健犬也。”《史记·司马相如传》索引:“今蜀中有兽,状如熊而小,毛浅有光泽,名猛氏。”《汉书·礼乐志》注:“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饱学的徐子休引经据典,拣选词语为昌琪改名,显然是为了鼓励青年学子保持阳刚正气、奋发图强。

  徐子休逝世后,门人亲故特为发起募捐,1936年在藩库街东头修建了“霁园先生图书馆”,收藏其生前藏书及募集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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