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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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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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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尹昌龄开慈善业新风  

2015-11-27 07:45: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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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成都乡贤(六)
民初尹昌龄开慈善业新风

2015年11月27日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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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侯丁月

  尹昌龄(1868—1943),字仲锡,晚号约堪,成都郫县人,祖辈来成都经商,遂入华阳县籍。成都“五老七贤”之一,著名慈善事业家。清时,1892年中殿试二甲第四十五名进士,先后出任陕西白河县、渭南县、咸宁县知县,后升任邠州(今陕西彬县)知州、商州知州、延安知府等职位。1910年丁忧回籍。他同情革命,曾在自己的任所内隐匿过被朝延通缉的川籍革命党人。1923年,被推为成都慈惠堂总办,1936年被委为四川省赈务委员会主席,致力于社会慈善事业。

  (图为塑于陕西商洛市商洛中学内的“商州知州、商州中学堂首任监督尹昌龄像”。)

  尹昌龄堪称一代奇人。在清朝廷做官18年,劝业、兴学、修建铁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被称为“辅阁之才”,官至知府,清朝廷给他的表彰是:“钦加西安府正堂加五级记录十一次记大功九次尹”;进入民国,专心兴办慈善和社会福利事业,把败落不堪的“慈惠堂”办成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慈善机构。成都民众在少城公园为他塑了铜像,焚香礼拜者络绎不绝。虽然后来铜像遭毁,然赞美之语却流传至今:“慈善事业,百世留芳;先生之德,山高水长”。

  ◎ “八局知府”办新学

  尹昌龄对清末陕西省的兴学、练兵、劝工、蚕桑、铁路、游学诸新政多有建树,被誉为“八局知府”。

  光绪二十七年(1901),33岁的尹昌龄从邠州知州离任赴商州任知州。下车伊始,呈现在这位一向视兴学校、广教化为最的州牧面前的,除了闭塞与落后,别无他物。他以自己的睿智和凭着对时代机遇的敏锐把握,以及对商州民风淳朴、重教兴学之风厚重的洞察,带头捐钱,开始了他艰难而又卓有成效的办学之旅。筹款之艰自不待言,他自己就感叹“办事之难,莫难于筹款”,从中可窥测当时情状。办学之资稍有初基后,他欣然说,从此之后,选拔德才兼备之人管理学堂,可以预想商州弦歌之化百年不衰。

  “八局知府” 商州办学,为后世商州人树立了重教兴学的榜样,为商州历代学子开辟了一方精神乐园。历史也在此定格:据陕西省教育志办公室考证,商州中学堂即今日之商洛中学,是陕西省创办最早的中学。1903年元月,陕西巡抚允升,嘉奖尹昌龄办学成绩,通令各府、州、县“视为模范”,从而在全省兴起了创办新学的热潮。

  至今,尹昌龄的办学功绩仍被当地人怀念,当地诸多人士撰文考证回顾那段历史,陕西商洛中学校园中塑有他的雕像。

  ◎ “慈惠堂总理”兴慈善

  民国后,尹昌龄在川内也任过一些官职,袁世凯窃国后,尹昌龄辞去了官职。1924年,当时的市政督办陈光藻找到他,请他出任“慈惠堂总理”。

  慈惠堂是成都一所官办的慈善机构,创建于清代雍正年间,由官方赐田300亩作为堂产,每年再拨给经费若干,用以救济鳏寡孤独和无依无靠的残疾人。民国初年军阀混战,财政窘迫,慈惠堂摇摇欲坠。陈光藻良知未泯,极力要将慈惠堂维持下去,想到尹昌龄,便天天登门相请,终于打动尹昌龄出山。

  初入慈惠堂,堂里的孤寡病残共有300多人,一个个面如土色,严重营养不良。尹仲锡回家拿了笔钱,买了些米和猪肉 ,让众人打了个牙祭。然后裁减勤杂人员,节省开支,找省政府增加给养费,将每日两餐改为三餐,稀饭改为干饭。通过二十来天的调理,病员们的水肿逐渐消退,焦黄的面色也红润起来,尹仲锡便鼓励大家各尽所能“挣外水”:如驼子、矮子、跛子,可以帮人守门、打杂;盲人可以学艺上街头卖唱;男人可以在堂内打草鞋、编撮箕、扎扫帚,拿到街上去卖;女人可以打鞋底、做帽子、纺棉花,得到的收入归自己。后来他又逐步办起了鞋帽铺、成衣铺、印刷铺、裱褙铺、洗染铺、剃头铺……

  尹昌龄接手慈惠堂后发现,慈惠堂一带经常活跃着许多盲人以及他们的孩子,这些人从事最多的职业就是算命,他们中也有些人有吹拉弹唱的手艺。尹昌龄经过思考,决定让他们中的盲童在慈惠堂学习吹拉弹唱技艺。1924年农历三月,尹昌龄倡导的瞽童所音乐科(即洋琴班)正式建班开课。他请来当时的名艺人、名票友义务传习,甚至还拉来自己的亲戚乔仲权教《白帝托孤》等段子。学习时间时间为4年,毕业后,这些瞽童仍然留在慈惠堂,或留所作教师,或参加各种营业性演唱、书场演唱或出堂会等。史料上说,成都慈惠堂扬琴班先后培养了近200名学生,对成都扬琴的传承与发展有不少贡献。

  慈惠堂事业一天比一天发展,民众信任,捐助者多。原普济堂、育婴堂、幼孩厂、济贫厂、恤嫠局一并裁撤,都交慈惠堂接管了。所养的人越多,所生的财也越大。于是尹昌龄把丁公祠办成一所“文诚义塾”,选孤儿之优秀者肄习其间,专学国文、数学、英语三科。英语好的送到武汉、天津工厂学技术;国文好的,荐到军政界任司书。

  摊子大了,但责任也就大了,尹昌龄开始想办法拓展慈善空间。

  ◎ “翰林学士”办工厂

  尹昌龄确实是个干才,为搞好慈善想出了很多办法,创出了不少新路子。

  陶亮生老先生曾撰文记述,清末新军在成都凤凰山有营房所在、陆军公园,规模宏壮。赖心辉任省长时,将旧营房拆除另建营房。房料堆积如山,赖命令整个送给慈惠堂。尹昌龄则利用这些木料在外东大田坎一带修成一条街,开设不少商店,慈惠堂发了一笔财。

  清末,周孝怀任劝业道时,在九眼桥附近办过火柴厂。民国后房子还在,但长期驻军已经破烂。尹昌龄向军方首领杨森要来了这些破房想恢复生产,但一估算,建厂开工非万金不办。尹昌龄遂到中国银行去找行长周询(字宜甫)贷款。周说:“银行借款,要有抵押品。”尹昌龄说:“有!有!”徐徐从包内掏出一张大红的翰林名片交给周说:“我这三个字值不值一万元?”周大惊说:“先生大名,何止才值万金。”于是私人错5000元给尹昌龄救急。

  借到这笔钱不久,尹昌龄便办起一个火柴厂来了。火柴厂更名为培根火柴厂,生产无毒火柴,商标是一个胖小孩端着碗吃饭,叫“娃娃牌火柴”,后来又生产过其它一些牌子的火柴。不管使用什么名称,培根火柴厂的火柴都很畅销,一段时期还供不应求,抗战时期,培根火柴还远销到了沦陷区。火柴是种微利商品,但它量多面广,能够安置很多就业人员。每年盈利,尹昌龄用来创办培根工厂、培根学校、女婴教养所、民生工厂、幼孩工厂,专收被社会遗弃者。收养的老弱残废多时达两三千人,许多穷孩子都被慈惠堂收养,并在这里学到了谋生的一技之长。

  ◎ “大地主”身无余财

  1938年秋,孔祥熙来到成都,极为慷慨地捐赠了20万元,尹昌龄将这笔钱买成田土。后来慈惠堂的田产达到8000多亩,收养人员也由300多人猛增到8000多人。新增的人员很多都是抗日战争中从外省逃到四川的难民,尹仲锡均妥善安置,使之各尽所能,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

  1939年夏,日本轰炸机对成都狂轰滥炸。成都众多人口向外疏散,人人都有走投无路之苦。反而是慈惠堂的8000多鳏寡孤独废疾疏散方便,因为慈惠堂田亩企业星罗棋布。但盲人们坚决不肯疏散,因为他们在慈惠堂学有手艺,在成都可以挣钱。尹昌龄想出办法来,将租种慈惠堂的700多户佃农请来,请求他们照管慈惠堂的鳏寡孤独残疾人。佃户们大多乐于接受,唯有盲人却很少有人愿意,佃农认为他们一样事情都不能干,还要由人服侍。反之盲人们也不愿意离开慈惠堂,一个个又哭又闹。尹仲锡劝了这方,又劝那方,急火攻心,忽然“咚”的一声跪下地去,向着佃农们磕了三个头,又回过身来向着盲人们磕头:“我求你们啦。给我一个面子吧。”在场者全都惊呆了。这个年届七十当过大清朝知府的老人,居然向着种他田地的佃农和靠他救济的盲人们下跪。大家愣了片刻,不约而同地向他跪了下去,哭着说:“你老人家快快起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疏散数年,盲人们无一横死。

  尹昌龄经营慈惠堂多年,一丝不苟。他常对手下办事员说:“慈善的钱来之不易,是济贫救命的,若有亏空,天理不容。”在他任职期间,慈惠堂的资产增值数十倍,但直到他去世,他在城内还没有一间私房,仍租住在马王庙后街别人的宅院里。

  慈惠堂经营有果园,离尹昌龄住宅很近,有人向他说:“果园由你经营,你是一堂之主,熟时摘几个尝尝何妨?”他回答说:“吾瘵保其实以润孤穷,敢自甘呼?”他在慈惠堂不领工资,平素去慈惠堂办公,坚持回家吃饭,因故不回,必嘱家人送饭食来,从不在堂中“搭客饭”。  

  1943年1月,尹昌龄在慈惠堂病逝。卧病弥留之际,尚不忘嘱咐老妻:“我死之后,慈惠堂财产账目切勿轻为启动,待举公正者任事时,始办移交。”尹昌龄死后,家无余财办理丧事,只得由慈惠堂孤寡老人凑钱主办。成都十二桥烈士之一的王干青,与尹昌龄共事多年,深有感触,作《吊尹仲老》诗:“家无半亩居,人得广厦庇,余身二十年,存活亿万计。”可概其一生廉直。

  尹昌龄送葬时,数百盲人请求充仪仗队,治丧人员因路不平,怕出意外,坚不同意。盲人大嚷说:“总理对我们那么好,他百年归天,这点心都不要我们尽啊!”一齐大哭。只好准其所请,为安全计,一个盲人配一人掺扶。之后,成都民众还在少城公园为这位慈善事业家铸造了一尊铜像,赞美他“慈善事业,百世留芳;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在今天的梓潼桥正街北口与布后街交界处,还立有尹昌龄先生的纪念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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