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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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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贤思齐:乡贤与乡贤文化  

2015-12-04 06:30: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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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成都乡贤(七)
见贤思齐:乡贤与乡贤文化

2015年12月4日第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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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殿元 

  五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许多优秀的文化精华,例如: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追求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这就是文化精华的一部分。而“乡贤”就是这部分文化的体现。

  1

  曾经县县都有乡贤祠

  “乡贤”这个词中的“乡”字,有两个寓意。一是乡里之乡,具有地域性;“乡”有“向”义,是“方向”之“向”,“乡贤”就是“向贤”,以乡贤的道德才能规范自己的人生方向。

  “乡贤”这个概念初始于东汉时期,到现在已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从乡贤这个概念诞生之时起,中国各个州、各个县,都建立了乡贤祠,供奉历代的乡贤人物,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方纪念仪式。

  建造乡贤祠,意义不仅是表彰、肯定乡贤的人生价值,而且昭示后人:以先贤为榜样,做官要有作为,做人要贤达,要有奉献精神。供奉乡贤就是要后人“见贤思齐”。

  从清王朝终结到现在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乡贤祠渐渐消失,“乡贤”这个词也渐渐被人淡忘了。今天重提乡贤与乡贤文化,是因为乡贤可以为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已被人们所认识,一些地方又重建了乡贤祠,例如都江堰市文庙就增加了名宦祠、乡贤祠。名宦祠,主要是供奉从秦到清,都江堰历代有名的官员,例如李冰。而乡贤祠,主要是供奉从宋到清的17位都江堰本地名人。

  重提乡贤与乡贤文化其实就是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并且将之落到实处。

  2

  前贤的榜样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追祀先贤人物,为的是学习他们的精神。

  成都有武侯祠,纪念三国时期的蜀汉国丞相诸葛亮。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各种美德的集成化身。虽然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为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哺育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子孙。诸葛亮的精神,就是一种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生死不渝为正义、理想、信念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华民族面临逆境苦难,遭逢生死存亡之际,尤其具有无穷的感召力。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外侮、侵略和危难之时,诸葛亮的精神就成为民族复兴振兴的动力,诸葛亮的生平就最容易引起志士的共鸣,诸葛亮的事迹就成为人们学习效法的榜样楷模。

  东晋时期,陶侃、祖逖为了收复北方失地,闻鸡起舞,清操自励,其精神动力即源出诸葛亮;岳飞率领军队北伐金人,也是以诸葛亮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史载,岳飞常读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每读必为流涕。并手书《出师表》文,成为千古名迹,至今尚存。南宋丞相文天祥,被元军所俘后,忽必烈多次劝降,但文天祥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在被囚禁的两年间,他写了很多诗词来表达自己的忠贞之志。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正气歌》,其中就有“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这样的以诸葛亮等先贤为榜样的名句。

  成都又有草堂寺,是纪念大诗人杜甫的。

  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宋以后被尊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他的诗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对穷苦人民寄予深切同情,内容深刻。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又被称为“诗史”。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旅居成都草堂期间创作的一首歌行体古诗。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读者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今天,封建时代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国家不再是个人的而是人民的,但是,像诸葛亮、杜甫这样为国家、为人民、为理想而鞠躬尽瘁的精神,仍然是我们需要学习和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

  3

  近代成都的乡贤

  辛亥革命后,中央政权统而不一,各地军阀割据势力迅猛发展,尤其是人口大省的四川,派系林立,混战不断,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

  此时的四川首府成都,以“五老七贤”为代表的乡贤,利用他们社会贤达的身份及社会影响,敢于在官民之间“为民请命”,敢于仗义执言,针砭时弊,沟通政令舆情,既为官方尊重和忌惮,又为民众敬仰,深孚人望,为时所重。

  “五老七贤”中的刘咸荥,他给世人留下的印象,一是劝善,二是书画,三是教育。刘氏一族于劝善始于止唐公刘沅。《成都志通讯·成都街名考》说:“纯化街原名三巷子,后因刘止唐住此传道讲学,故更名为纯化街。寓有‘纯正人心、感化大众’的意思。民国四年,他家门口还悬挂有邛州翰林伍崧生所书‘儒林刘止唐先生第’横匾一块。”刘咸荥以槐轩学说为宗旨,从劝善入手,出版刊物,实施赈济,启善心于末世,振善行于既倒。1941年,他在上海道德书局刊印《静娱楼劝善全集》《新德善刊》等。

  “五老七贤”中的颜楷于1918年辞职回家后,与刘咸焌在南门纯化街北延庆寺合办乐善公所,救济贫苦。刘咸荥几乎每日在此,仿照书法家翁同龢,标明润笔费卖字,其中七成捐办赈济事业。1931年十七省大水灾,成都市各界助赈会发起募集寒衣,刘咸荥作为著名乡贤,亲自撰文《成都市各界募集寒衣助赈会公启》,文情并茂,催人泪下。

  旧时代的乡贤之所以愿意并能够为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他们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他们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情有独钟,奠定了乡贤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

  乡贤的文化地位、社会地位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试、退任或已经休闲的官员。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中得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

  4

  弘扬乡贤与乡贤文化

  乡贤是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

  在中国古代,县以下的乡村治理是靠士绅来维系的,这些品德和才学为乡人所推崇敬重的士绅,是农村文明的传承者和价值观的守护者,他们就是传统社会里的乡贤。具体来讲,一方面,他们是贤达之人,德高望重,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传统道德力量可教化乡民、泽被乡里;另一方面,他们是饱学之士,知书识礼,其具有的文化知识可传承乡民、造福乡里。

  当代的大邑县安仁镇,以博物馆和民国公馆蜚声于世。民国初期的安仁镇繁荣甲于一方,除了当地军阀掠夺回来大量财富的原因外,与当地乡绅乡贤勇于接受新时代新风气也大有关系。比如1926年,刘湘兄弟就纠合当地乡绅兴建“中心街”,形成“前店后居”的格局,对安仁市政和经济发展起到良好作用,所以,时隔10年,1937年,当地士绅再次共同修建“维星街”扩大这一形态。同时,当时的安仁乡绅还积极参与对西式学校等的推展和建设。

  乡贤的各种权力和社会地位,相当一部分是在封建时代由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封建上层统治者的目的是让乡贤在皇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以补充地方行政的不足。同时,乡贤又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得到支持,这种源于古典式民主并具有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成为乡村民众的代表,构成在官府之外的又一股势力。这股势力既是官方与民间的桥梁;又是官府、民间所期望造福乡里或教化民众的不二人选。

  《荀子·劝学》中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这里讲的“神明”指的是人的精神面貌,“圣心”指的是一种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是一个由一种较低的境界到另一种较高的境界,不断前进而逐渐趋于“至善”的过程,逐渐地但无止境地趋于“至善”,讲究的是“成德至善”的道德品质。

  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创新发展乡贤文化,就要传承这种优秀文化基因。激活这些文化资源,让资源尽可能为今天所用,这既是活的传承,也是更好的传承。

  乡贤文化作为中国农耕时代的一种文明,数千年来得以延续发展,就在于乡贤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方面,有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乡贤就是社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社会文化精神的倡导者,起着维护本地社会秩序的作用。

  现在提出创新发展乡贤文化,不是简单地将乡贤文化回归,而是“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培养能引领时代潮流、涵育文明乡风的“新乡贤”。“新乡贤”就是既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又有新时代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既掌握了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又与时俱进地吸收了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既传承了传统文化的血脉,又具备了现代人文精神,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道德模范和建设能人。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乡贤”,用他们的示范作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推动基层道德建设和社会治理顺应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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