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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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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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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  

2016-01-10 16:06: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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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吗?

刊于《成都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内容提要:《华阳国志》说:“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古蜀历史的研究者因此都认为古蜀国有“三都”。其实,这个“蜀”不能肯定就指古蜀国,当时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华阳国志》记古蜀史并无新都、广都为“都”,考古发掘古蜀国之“城”亦不见新都、广都。“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当为蜀汉时期之史实。

关键词:蜀有“三都” 古蜀国  蜀郡  蜀汉国  华阳国志  东汉--蜀汉时期 


古蜀历史的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古蜀国有“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例如,《四川通史》就说:“(成都、新都、广都)此三都即是春秋战国之际蜀的中心城市体系。”[1] 其依据是:

王本纪》:“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述开明王朝事说:“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的“广汉郡”属下的“新都县”说:“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

在这三条文献资料中,最过硬当然就是“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这条资料。

但是,这条资料所说的“蜀”就一定是古蜀国吗?

一、资料中的“蜀”不能肯定就指古蜀国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的“广汉郡”说:“广汉郡,高帝六年置。属县八。汉户十七万,晋四万。”[2]“属县八”分别是:雒县、绵竹县、什邡县、新都县、五城县、郪县、广汉县、德阳县。

在“新都县”中确有:“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3]

问题是,这里的“蜀”,不一定就指的是古蜀国。

因为,在“新都县”之后的“广汉县”有:“蜀时,彭羕有俊才。[4] 羕,曾被刘备重用过的蜀汉政权之官吏,《三国志》有传。这里的“蜀”,可以肯定指的是三国时刘备的蜀汉国。

那么,在“蜀时,彭羕有俊才”之前不到两百字的位置所记载的“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之“蜀”字,怎么能判定它指的就是古蜀国呢?除非还有其他资料作为证明,可惜的是并没有其他资料啊!

而当时,以“蜀”字作为区域或国家名称的,除了古蜀国,还有秦汉时期的蜀郡、三国时期刘备的蜀汉国。

《华阳国志》卷三是“蜀志”,记载了古蜀国、秦汉时期的蜀郡的历史;在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记载了公孙述的大成国和刘焉、刘璋父子益州牧的历史;在卷六“刘先主志”和卷七“刘后主志”记载了刘备、刘禅的蜀汉国历史。这样,从古蜀国到晋的统一,原古蜀国区域的历史就比较清楚地有了记载。

不过,虽然《华阳国志》有“蜀志”,也记载了古蜀国、秦汉时期的蜀郡、刘备的蜀汉国这些与“蜀”字有关的政权历史,但是,这之中除了秦汉时期的蜀郡是真实的历史外,古蜀国、刘备的蜀汉国,他们的国名是不是有“蜀”字还是一个历史的大疑问。

刘备的蜀汉国肯定没有“蜀”字。刘备建立的国家,国号是“脩社稷”、“嗣二祖(即汉高及光武)”、“兴汉阼”的“汉”。至于后来被称为“蜀”或者“蜀汉”,是因为晋继魏这一封建正统观的缘故,使撰写《三国志》的陈寿不得不以“敌国之丑称”的“蜀”字强加于刘备政权,并导致后来约定俗成,莫须有的“蜀”字几乎取代了历史真实的“汉”字。[5] 这其实是莫大的历史误会啊!

至于古蜀国之“蜀”,虽然古籍中言川中之“蜀”可谓言之凿凿,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的:一是秦灭古蜀后,包括古蜀文字在内的古蜀文化是湮灭了的,因此,这个“蜀”字就不会是古蜀国自己的称呼,最多也只能是音同而肯定是字不同。二是因为古蜀文化的湮灭,有关古蜀历史和文化的记载就不一定是准确的。

那么,“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之“蜀”,究竟有无其事?如果有,那又是指的哪一个历史时期的事迹?这是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的。

二、《华阳国志》记古蜀史并无新都、广都为“都”

“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既然是“都”是“城”,将其称为“都城”当不为过。问题是:古蜀国有这样的都城吗?

研究古蜀历史,最权威的资料公认是《华阳国志》。在《华阳国志》所述古蜀国历史中,共记载了“五王”,而前三王的历史只有“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于湔[6] 71个字。后二王的记载较细,但涉及到似为都城的地名只有: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7] 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8] 有成都,并没有新都、广都。

关于“郫邑”、“瞿上”的方位,学术界存在争议。比较倾向的看法是:郫邑”在今彭州九陇(丹景山镇)一带,“瞿上”在今彭州海窝子(新兴镇)、双流牧马山、广汉三星堆。[9] 除双流牧马山外,似乎与“成都、新都、广都”都关系不大。

至于所谓《王本纪》所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10] 更应该首先辨析《王本纪》这本书。

西汉开国后,蜀地受到重视,经济、文化、教育都有大的发展。人才济济的蜀地学者,不可能不对蜀地的远古历史、文化产生兴趣;尤其是如生于郫县的扬雄这样的学者,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还是西汉末至东汉初那个时期学术界的著名领军人物,无论是学识、学力和研究兴趣,都必然会为刚刚在文字或典籍中消逝而在汉代社会中还有传言的古蜀文化进行寻觅。一时间,在蜀地出现了众多学者寻觅古蜀文化的热潮。在他们所写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蜀王本纪

《蜀王本纪》是两汉三国间蜀地学者整理和改写的古蜀国传说的辑本。参加过此书整理、改写的学者很多,据《华阳国志·序志》记载:“司马相如、严君平﹙遵﹚、扬子云﹙雄﹚、阳成子玄﹙子张﹚、郑伯邑﹙廑﹚、尹彭城﹙贡﹚、谯常侍﹙周﹚、任给事﹙熙﹚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11] 即是说有八人都整理过《蜀本纪》,除题为扬雄所撰《蜀王本纪》因为所辑较完备,曾传于世外,其他的《蜀本纪》均散佚无考,仅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等著录。

《蜀本纪》的散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了《华阳国志》。由东晋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在撰述时参考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许多著作,以记载蜀地历史的《蜀志》而言,“取材于扬雄《蜀本纪》,应劭《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与扬雄、左思两《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氏自所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订之。”[12] 正是因为有了《华阳国志》,在常璩之前撰写古蜀历史的史书,在后来基本上就佚失了。

唐宋后,扬雄的《蜀王本纪》也佚散,到明清时,有郑樸、洪颐煊、王仁俊等学者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及《文选》等的注家的引用中辑出《蜀王本纪》,文字互异。清严可均的《全汉文》参合互见、稍加整理的扬雄《蜀王本纪》是目前可见的记载古蜀历史的最早史书。

从《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的撰写过程可知,《华阳国志》在撰写时是尽可能地参考了《蜀王本纪》的,但是,他并没有采纳《蜀王本纪》关于“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的记载。这即是说,常璩在撰写《华阳国志》时,虽然他在“蜀志”的的“新都县”写有:“蜀以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号名城。”但他并没有认为古蜀国有这“三都”。

三、考古发掘古蜀国之“城”亦不见新都、广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古蜀文化、历史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虽然《华阳国志》并无关于新都、广都为古蜀国国都的记载,但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掘对古蜀国国都的研究却有重要的意义。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对古蜀国的研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2012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3.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共发现三星堆时期夯土台基群1处及各时期墓葬41座、窑址13座、灰坑149座、文化层堆积27处。具有突破意义的是,在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根据发掘的陶器残片来看,三星堆的古城墙并不是单体防御功能,而是结合了防御、防洪和祭台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墙。这两段新增的城墙,北城墙残墙长约200米,底宽21米,顶宽15米,高度在1.3-1.7米。这段城墙与东西南面的城墙一起勾勒了古城城址的的外圈层,形成了一个梯形的3.5平方公里的城址遗址,城址布局更加明朗化。从现在的考古结果看来,西城墙、东城墙和南城墙均为外廓城,月亮湾城墙和三星堆城墙为内廓城。这也证明了三星堆古城有个建筑的过程,城内的功能分区日益明确。[13]

按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最新成果,这里很可能在历史上曾经是古蜀国的一个都城。但是,这个都城叫什么名称?古籍上没有记载,地下发掘资料也无法说明,可以肯定的是与“成都、新都、广都”这“三都”无关,也间接证明古蜀之“都”不会有“新都、广都”。

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金沙遗址发掘出的大型建筑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最大的一群建筑。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另外还发现了70余座房址,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14] 这些,足以说明它是古蜀人的一个大型聚居地,很可能就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但是,因为没有发现城墙,还不足以说明它就是古蜀国时期的一个“城”。

此外,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先后发现和确认了六座史前时期古城性质的琅落遗址,它们分别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祟州双河古城(下芒城)和萦竹古城遗址。但是,这些“城”与中原文化是不同的概念。这里的“城”,绝犬多数都在险峻的山上,不是依靠土墙,而是依靠易守难攻的地势来防范袭击。平原或坝子里也有少数作为统冶中心的“城”,主要是用木栅并荆棘相围;有些则是依凭江水环绕为防护屏障。所以,这些“城”充其量是比较大的聚落而不是城市。

虽然关于古蜀国考古发掘有非常丰厚的古蜀国之“城”的证明,但是,其中亦不见有新都、广都为古蜀国都城论点的支撑材料。

 四、“成都”是古蜀国国都吗?

    “成都”为古蜀国国都可谓“证据”充分。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述开明王朝事:

开明位号曰丛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黄白黑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亦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担也。…… [15]

尽管“成都”为古蜀国开明王朝国都之事应该肯定,但这并不能说其中就没有问题。

古蜀历史的研究者,都认为古蜀国有自己不同于中原的历史和文化,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文字。遗憾的是,秦征服古蜀后,按照法家思想采取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驭民”之术,蜀地原有的包括文字在内的丰厚的古蜀文化逐渐湮没乃至无存。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古蜀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在汉到魏晋时期,由扬雄、谯周、陈寿、常璩等一批蜀中学者,一是根据当时蜀中关于古蜀历史、文化的传说而予以记载,二是根据中原典籍中涉及到古蜀之文献而予以改写、转述。这两种关于古蜀历史、文化资料的获得和记载,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记录古蜀历史、文化的载体,不是古蜀自己的文字而是中原文字。

扬雄是汉代末年的学术领军人物且还是地方语言、文字专家,作为蜀人的他,为记下古蜀历史而蜀王本纪》,所得仅“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只得如此三四著名之酋长,非能列举其世系……[16] 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就古蜀历史的叙述而言,并没有超过蜀王本纪》。今天的冯广宏、钱玉趾等专家,穷尽努力,仍然难以还原古蜀文字。

因为文字的不同,关于古蜀国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是自述变成了他述,而且其中所有的人名、地名,都可以说是不准确的,最多也只能是读音相近而已。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一大批地下文物的发掘,对古蜀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了很大的帮助、推动、深入作用,但是,因为仍然没有古蜀文字,所以,有许多古蜀的历史、文化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以“成都”这个地名而言,许多学者对它的得名提出了很多见解,但体现得更多的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是体现在军事上。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灭亡了蜀文字,他们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这个名称就一定没有古蜀文化的因素而只有中原文化的因素。秦国占领蜀和巴的主要目的是从军事战略考虑的,由“丁”和“戈”组成的“成”字体现的是军事意义,这是秦文化也是中原文化,是征服者的心理满足。[17]

所以,无论是《蜀王本纪》还是《华阳国志》,因为是在古蜀文字消逝以后用中原文字撰写的,那么,其中所涉及到的包括“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等地名,究竟是古蜀遗留下来地名,还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古蜀时就有“成都”,那么,扬雄、常璩等人所说的“成都”,更大的可能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有“广汉郡,高帝六年置。属县八。汉户十七万,晋四万。去洛三千里。南去成都百二十里。西接汶山。北接梓潼。东接巴郡。南接蜀犍为。”[18] 这里的“成都”,显然指的就是秦汉时期的成都。

因此,“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的“成都”,应该理解为:开明王将统治中心徙治到了今天的成都这片区域。

这就犹如我们今天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而“都江堰”之名,是在《宋史·宗室(赵)不传》才第一次出现的。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都江堰是被称作“离堆”的;在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都江堰是被称作“湔堰”的。所以,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是用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名称去描述秦代时期的李冰之事啊!

同样的道理,没有被常璩采纳的“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即使是事实,也应该理解为是后人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

 五、“成都、新都、广都为三都”当为蜀汉时期之史实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周赧王元年,……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19] 即是说,公元前316年,秦灭掉了古蜀国,在此区域推行郡县制,设蜀郡、汉中郡,新建了成都、郫、临邛三城并设立了相应的三县。成都县、郫县、临邛县这三县是原古蜀区域内最早的县。

秦统治古蜀区域达一百余年,其间最著名事迹的是蜀守李冰修建都江堰。此间一定还有新设立的县,但是,《史记》有“河渠书”没有“地理书”,所以缺乏记载。也就是说,新都、广都这两县,不仅古蜀国时期没有它们的记载,秦统治期间除了李冰“穿广都盐井”提到广都外,也没有它们设立“县”的情况。

翻检《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也没有“地理志”)、《晋书》中的“地理志”,可知关于成都、新都、广都在秦汉魏晋期间的情况,有成都县、广都县,均属蜀郡;有新都县,属于广汉郡,在泰始二年(266年)曾分广汉郡设立过新都郡,辖“雒、什方、绵竹、新都”四县。[20]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

成都县:古蜀山氏国。战国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即此。秦置县。三国蜀汉都之。

新都县:汉置。隋改曰兴乐。寻省。唐复置新都县。

广都县:汉置。隋改曰双流而此城废。故城在今四川华阳县东南。[21]

由此可知,新都、广都都是汉代才设立的县。说这两个县与成都为“三都”,还是“名城”,决不可能是古蜀国时期之事。任乃强先生认为新都“秦已置县”,李冰“穿广都盐井”即是在“秦广都县境”, 不知依据何在?从他所谓“秦时应已置广都县矣”来看,“秦已置县”应该只是猜测而无依据。[22] 不过,任乃强先生的这种说法却很有道理:“蜀王时广都在樊乡。其时成都平原出水不久,多沮洳,卑湿不宜建都邑。”[23] 一个连都邑都无法建立的地方,又怎么可能成为都城,还是“名城”呢?

任乃强先生又说:“杜宇时,成都平原尚属大泽,卑湿不宜营邑。营邑必在较高之黄土丘陵地带(广都、新都、成都三邑之原址亦正如此,后详),故郫本在九陇。”“汉时成都平原已全为陆土田畴。”[24] 所以,新都、广都在汉代才成为有较多居民的聚集地,也才有设立县的基本条件。

成都、新都、广都虽然为古蜀国“三都”不是历史真实,但是,作为刘备“蜀汉国”的“三都”,却是有可能的。

刘备集团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占领成都,章武元年(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即“蜀汉”)。成都是国都,当然是“名城”,那时还没有温江县,与成都县最近的县就是新都县、广都县、郫县,而新都县、广都县在“蜀汉国”期间是重要都邑。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广都县,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江有鱼漕梁。山有铁矿。江西有安稻田,穿山崖过水二十里。”[25] 这段资料不仅说明广都县是在汉武帝时期才设立的县,而且说明广都有非常丰富的资源,既是蜀汉国的农业中心地区,又有盐井、铁矿等矿产。盐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李冰“穿广都盐井”即已开始了在这里的大型生产。《元和郡县志》说蜀汉时曾大量开采此矿山,冶铁铸兵器。

 在今双流金花乡,为蜀汉国的实际掌权人诸葛亮的旧居。诸葛亮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就是指这里。《元和郡县志》载:“诸葛亮旧居在双流县东北八里,今谓之葛陌。”唐代的双流县治,即今治所,其“东北八里”为现金花、九江两江交界处的葛陌村。 葛陌曾建有葛陌庙,当地居民四时祭拜诸葛亮。今葛陌庙已毁,仅存一片稻田,但现仍有葛陌村、诸葛井。还有:大口井:九江乡大井村,相传诸葛亮曾于此汲水灌田;石刻张飞头:又名“福头”,在太平乡与简阳县武庙乡交界处;蒋公旧治坊:纪念蒋琬,已拆。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新都县,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有金堂山。水通于巴。汉时五仓,名万安仓。有枣,鱼梁。多名士,有杨厚、董扶。又有四姓马、史、汝、郑者也。[26] 万安仓”是当时最大的粮仓,设于新都县,足证此地的重要性。新都县还有“杨厚、董扶。又有四姓马、史、汝、郑者”等当时的名人选择于此居住,也说明了新都县在蜀汉国的重要地位。

新都县今已改县为区。在新都区的弥牟镇有八阵图遗址:明代已毁坏过半,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加以补修,道光十年(1837)曾勘清,当时占地3644厘,还存71垒。1981年公布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至今还存4垒,每垒高3米多。在新都桂湖公园有八阵图碑:即升庵祠内收藏有原弥牟镇武侯祠的“八阵图碑记”明碑。碑高185厘米,宽115厘米,碑帽及篆书碑额已失,仅存碑身。碑文为阴刻楷书。在新都城南2.5公里处有马超墓:马超墓在明代有四川按察使杨瞻立的“汉故征西将军马公讳超字孟起之墓”石碑,清人马维祺曾在墓前建马超祠,并亲书碑一通。如今马超祠已被毁,墓仅存方圆百米的土堆。马超祠旧址盖起了一所马超小学,明杨瞻碑收藏在新都文管所。新都区至今还有军屯镇,相传因诸葛亮在此屯兵而得名。

新都、广都在古蜀国和秦统治时期不存在有“城”有“县”,而在西汉年间才建县,经过西汉、东汉三百余年的发展,尤其是到了“蜀汉国”时期,不仅有“城”有“县”还很重要,它们与蜀汉国的国都成都组成“三都”,称“名城”应该是完全可能的。虽然这也是推测,但是,比起更不靠谱的所谓“古蜀国三都”而言,应该更有说服力。

 

参考资料:

[1] 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M.156.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2][3][4](晋)常璩撰,任乃强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1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李殿元.一个应当纠正的历史错误----- 关于刘备“汉”政权被篡改为“蜀”的内幕及其还原历史真实的研究J.文史杂志.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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