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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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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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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帝王世系”对历史研究的误导  

2016-01-14 20:21: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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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帝王世系”对历史研究的误导

(刊于《阿坝师院学报》2015年第4期) 

提要: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几本书所构成的中国古代“帝王世系”,虽然作为“大一统”观念的支撑,或者是需要的;但是,由于它不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必然对中国的古代历史乃至一些地方区域史的研究造成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给历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误导。这是必须指出和批判的。

关键词:帝王世系  历史研究  困惑误

 

在历史研究领域,关于中国古代“帝王世系”的说法对秦之前的历史乃至一些地方区域史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给历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误导。这是应该研究和指出的。

一、构建“帝王世系”的几本书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远古时期的“帝王世系”,是由《世本》《孔子家语》《竹书纪年》《大戴礼记》等书籍所构造的。

1、《世本·帝系》

《世本》相传为战国时赵国史官所作,内容主要是记载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列国诸侯大夫的氏姓、世系、居(都城)、作(制作)等。《汉书·艺文志》记载:“《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即是说,《世本》原为15篇。有《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氏姓篇》《作篇》《居篇》等。《汉书》谓下迄春秋﹐但有的本子记事至秦末﹐当为后人续补。现存佚文称赵王迁为“今王”﹐说明是赵国的著作。“赵王迁”在位八年﹐相当于秦王政十二年至十九年(235~前228)﹐续补的本子应成书于这段期间。此外﹐有的本子还记有“汉高祖”﹐当为汉人补入。

先秦《世本》早已亡佚,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帝系篇》﹑《王侯世》﹑《卿大夫世》又称为“纪”或“本纪”﹐近于《史记》的“本纪”和“世家”﹔《作篇》记器物发明﹐《居篇》记帝王诸侯都城﹐近于《史记》的“书”。该书对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是先秦时期尝试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先行者。 

《世本·帝系》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纍祖氏,产青阳及昌意,……昌意生颛顼,颛顼生鲧),……黄帝生玄嚣,玄嚣生侨极,侨极生帝喾,帝喾生尧,……青阳即是少皞;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母濁山氏之子,名昌仆,……颛顼生穷蝉,六世生舜,……颛顼六世而生禹,……[1] 概括起来就是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黄帝生玄嚣,玄嚣生侨极,侨极生帝喾,帝喾生尧……颛顼五世而生鲧六世生舜,鲧生高密是为禹

2、《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27卷,孔子门人所撰,其书早佚。对《孔子家语》,历来颇多争议。唐颜师古注《汉书》时,就指出27卷本“非今所有家语”。[2] 今传《孔子家语》十卷本学术界多认为是伪书,是三国时曾遍注儒家经典的魏王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又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礼》、《大戴礼》、《礼记》、《说苑》等书中关于婚姻、丧葬、郊禘、庙祧等制度,综合成篇的。

但是,一千多年来,作为“伪书”的《孔子家语》却广为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曾精辟论述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孔子家语》是不是伪书呢?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了竹简《儒家者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都与今本《家语》相近。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

孔子家语·五帝德说:“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曰高阳。……帝喾……元枵之孙,乔极之子,曰高辛。……帝尧……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帝舜……乔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有虞。…………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夏后。”[3] 宰我请教上古传说,孔子逐一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及禹等著名传说人物的谱系、事迹和品德。

3、《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是一部于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被盗墓者所发现的古代史书,是一本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竹书纪年》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它记录了从夏朝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

据《晋书》卷五十一“束皙列传”可知《竹书纪年》原书13篇。《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以《史记》为代表的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竹书纪年》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它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故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自西晋时期出土以后,先后经历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宋明时期的“今本”,清代的“古本”。原文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王修龄等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4]

《竹书纪年》第一卷追记黄帝颛顼帝喾三帝之史事,有明确的在位年数。累加所记帝王的在位年数,可以得到黄帝等帝王的元年数据,同时得到所对应的干支年名。这些数据是:黄帝元年公元前2394年(丁卯年);颛顼元年公元前2294年(丁未年);帝喾元年公元前2216年(乙丑年);帝挚元年公元前2153年(戊辰年);帝尧元年公元前2145年(丙子年);帝舜元年公元前2042年(己未年);夏禹元年公元前1989年(壬子年)。第二卷记帝尧、帝舜二帝之史事;自帝尧元年丙子即公元前2145年开始了干支纪年的信史时代,把中国有确切年代的历史由公元前841年上推了1305年。第三、四卷记夏代即公元前1989公元前1559年凡431年之史事,与《史记·夏本纪》所记世系基本相同。

4、《大戴礼记》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主要内容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解释《仪礼》,阐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今天所见到的《礼记》,是由戴德、戴圣编定的。戴德、戴圣都是西汉礼学家。据《隋书·经籍志》载:“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即是说,戴德将历代搜集的关于“礼”的这214篇文献综合简化,得到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46篇,东汉时马融补入《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

《大戴礼记》     篇是“五  德”,类同于《孔子家语·五帝德,第六十三篇是“帝 系”,认为“五 帝”的世系是:[5]

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

  黄帝产元嚣,元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

  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

  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

  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叟,瞽叟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

  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

  黄帝居轩辕之邱,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

  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

  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

  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

  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其二曰惠连,是为参胡;其三曰籛,是为彭祖;其四曰莱言,是为云郐人;其五曰安,是为曹姓;其六曰季连,是为芈姓。

  季连产什祖氏,什祖氏产内熊,九世至于渠,娄鲧出。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名为红,为鄂王;其季之名为疵,为戚章王。

  昆吾者,卫氏也;参胡者,韩氏也;彭祖者,彭氏也;郐人者,郑氏也;曹姓者,邾氏也;季连者,楚氏也。

  帝喾卜其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产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也,曰简狄,氏产契;次妃曰陈隆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

  帝尧娶于散宜氏之子,谓之女皇氏。

  帝舜娶于帝尧之子,谓之女匽氏。

  鲧娶于有莘氏之子,谓之女志氏,产文命。

  禹娶于涂山氏之子,谓之女憍氏,产启。

应该说,《大戴礼记》 的“帝 系”,是综合了自春秋战国以来关于“帝王世系”所有资料,因此是最详尽,也最能代表先秦至汉的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关于中国远古时期的“帝王世系”谱。虽然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帝王世系”的书籍,例如西晋皇甫谧所撰的《帝王世纪》,虽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但其影响远不及前述的几书。

二、“帝王世系”对正统史学的影响

中国的正统史学,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这部书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6]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司马迁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

《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世本》对其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因为《世本》是先秦时期尝试纪传体史书体例的先行者。

《世本》在对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发生影响的同时,它与记载“帝 系”最完备的《大戴礼记》 关于“帝王世系”的理论与具体架构也对司马迁描述远古时期的历史产生了影响。《史记正义》说:“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7]

《史记》的开篇是“五帝本纪”,司马迁将此作为中国远古文明史的开端,并根据《世本》《大戴礼记》的说法,将黄帝、颛顼、喾、尧、舜这些部落首领称为“五帝”。关于他们之间的世系,“五帝本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蟜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正月上日,舜受终於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舜乃豫荐禹于天。……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8]

司马迁不仅将“五帝”的世系交代得很清楚,“五帝”之后建立夏、商、周的国君,世系也很清楚,而且都与黄帝有关系。

在“夏本纪”中,司马迁对建立夏朝的“禹”的世系交代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9]

在“殷本纪”中,司马迁对建立商朝的“成汤”的世系交代:“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既胜夏,……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10]

在“周本纪”中,周朝建立者的世系司马迁也有交代:“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11]

在“秦本纪”中,司马迁对这个后来在中国真正实现了统一,建立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秦国统治者的世系也有交代:“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12]

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从中国远古时期到全国统一政权的建立,其领导者都是黄帝这个家族的后人。由于《史记》被公认为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第一部“正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帝王世系”,几乎被后世的史家完全接纳。

虽然古代史家采纳了“帝王世系”,但并的等于他们就对这个“世系”的完全认可。《史记索隐》有如下一段精彩的论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案:《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继》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13] 南宋罗泌撰《路史·发挥》引《竹书纪年》的资料认为:“黄帝至禹,为三十世。”[14]这很可能是推测,缺乏充分的文献依据,却反而让人觉得可信。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郑杰祥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用力颇深,他撰著的《夏史初探》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本夏史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该书中,郑先生针对“帝王世系”说:“只要我们首先剥去封建史家所强加给这些古老氏族之间的帝忘家谱式的外壳,就可以看出它实际上反映的是黄帝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前一位祖先的事迹逐渐模糊了,消失在迷茫的历史印象中,于是在氏族历史上某位后出的名人便取而代之’这样一个历史真象。所以我们无须去争论黄帝至禹之间‘为世三十’还是为世二十,颛顼‘五世而生鲧’还是二世而生鲧,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如后世封建史家所描绘的子孙相传的关系。”[15]

三、“帝王世系”对地方史志的影响

“帝王世系”的影响不仅是“正史”,就是地方史志,也紧随司马迁,在“帝王世系”中去寻找地方“诸侯”的世系渊源。例如:《华阳国志·蜀志》开篇就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16] 即是说,作为区域历史中的巴和蜀,其历史起源都是与“帝王世系”有关系的,因为,“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正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采纳的观点。这一认识对四川后来治史者影响甚大。

童恩正、段渝先生是治巴蜀地方史非常杰出,有突出成就和重要影响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到“帝王世系”对巴蜀史研究的影响。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说巴人的起源:[17]

有一种说法则认为巴人是黄帝的后代。《华阳国志·巴志》:“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 

在同书中说蜀人的起源:[18]

在历史的记载中,曾有蜀族为黄帝后世的传说。《世本》说:“蜀之先,肇于人皇。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本八种》第333页)黄帝族最早居住在西北地区,过着“迁徙往来无常处”(《史记·五帝本纪》)的时候,属于氐羌系统。以后其中有一支南下而定居在岷江(在明代以前,中国的史籍一直是以岷江为长江的正流)雅砻江流域。《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又《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周衰,先称王者蚕丛。”此类的记载,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是相当普遍的,(《世本·居篇》:“若水允姓国,昌意降居为侯。”同书《姓氏篇》:“婼,姬姓之国,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为诸侯,此其后也。”《山海经·海内经》:“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竹书纪年》:“昌意降居若水。”)证明这是确实存在的事实。

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卷说蜀人的起源:[19]

古史传说中的四川史前时代,主要围绕着黄帝系统片断展开。

《世本》记载:“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世子孙也。”(《史记》卷13《三代世表》索引。)

《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五帝本纪》言之稍详。《帝系》记载:“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纍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五帝本纪》所记大同。以后诸史所记,皆本乎此。

按照一传说,四川上古史是直接与黄帝相联系的,蜀人是黄帝的一脉后代。

在同书中说巴人的起源:[20]

    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巴方活动的历史记载。在古代文献里,则将巴的历史上溯到渺茫的“人皇”之际。……《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

按照“帝王世系”的说法,中国的远古时期,不仅是中原地区,甚至许多地方的领导者,都是黄帝这个家族的后人。可是,这样的说法能够让人相信吗?

研究巴蜀古代史的任乃强、童恩正、段渝等学者,虽然在他们的著作中记载了“帝王世系”与巴蜀古史关系,然而,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可以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对“帝王世系”的怀疑。

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巴志》注释中明确指出:“谓人皇是黄帝以前人,则其人与其氏族之活动范围,不过百余里而止,安得曰‘天下’?……九州之说,亦只是周代史官所假想。”针对古代“帝王世系”,任乃强说:“司马迁采之,为《五帝本纪》。常璩又据以为此文,加‘支庶,世为侯伯’字。夫黄帝时,不可能建成国家。其子女随其师兵所至,留姓于其他氏族则有可能,然安得能有‘世为侯伯’之事哉?”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蜀志》注释中,任乃强针对古代“帝王世系”再次强调:“此非原始社会所能有。”[21]

童恩正在《古代的巴蜀》中认为:“所谓黄帝,是中原文化传说中的人物,也是古代所谓‘三皇五帝’谱系中的一个代表。《华阳国志》这种观点,出现于晋代,明显地是在封建唯心主义历史观支配下的产物,其目的在于将各种少数民族的传统,全部纳入中原文化的体系之中。因此我们认为这也是不可靠的。”[22]

段渝认为:“文献将蜀的古史直接上溯到黄帝,表明中国西北古文化是早期蜀文化的来源之一。……以上文献可注意者,除地理位置外,政治关系也是相当明确的。《史记·五帝本纪》索引说:‘降,下也。言帝子为诸候,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之国也。’说明黄帝与蜀山氏的关系,是统治与从属的关系,这事实上表明了统治民族与土著民族的关系。”又说“如果按照春秋战国以后大一统的观念,将巴国王族视为中华民族统一象征的黄帝的后代,尚无不可。但从史学角度出发,这一传说却不可靠。黄帝之说晚出,黄帝与高阳的祖孙关系亦为子虚乌有。而两者传说形成的时代,都晚于“殷周已见传”(郭沫若《19602月初参观重庆博物馆题诗》,《重庆日报》196035日)的巴国。在历史研究中,自然不能作为巴国起源的依据。”[23]

四、“帝王世系”不可信的理由

“帝王世系”虽然长期存在,在为后人留下不少疑惑乃至误导的同时,也确有不少的相信者。但是,从黄帝到禹,再到夏、商、周、秦,所有的统治者都来自黄帝这个大家族,真让人不可思议。将中国远古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都说成是黄帝的子孙,固然可以让黄帝之功,光耀千秋;然而,从根本上说,“帝王世系”是不可信的,它是人为地编撰而不是历史的真实。

自西汉武帝以来,历代帝王均视黄帝为伟大始祖,故每逢清明节,都举行隆重的公祭活动,至明朝朱元璋时,更将此活动纳入国家大典之中。

因为“帝王世系”是后人的编撰,所以必然有漏洞。

《史记》中的《五帝本纪》说:“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夏本纪》说:“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按照上述两段文字的记载,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喾是黄帝孙子的儿子,尧是喾的儿子,舜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颛顼,禹是颛顼的孙子。而禹与尧是一辈的,禹的前任舜则是禹的孙子的孙子辈。虞舜是黄帝的八世孙,禹为黄帝的四世孙,也就是说大禹是虞舜的叔玄祖父。

虞舜把帝位让给叔玄祖父大禹,一下子差了四辈,这说得过去吗?

众所周知,大禹是在虞舜之后即位的,而且据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虞舜在位39年,享年100岁,另大禹比虞舜高四辈。[24] 正常一辈人为20岁,古人可能早一点,以18岁计算,四辈72岁(实际上也不可能代代18岁,勉强这样计算),另外还有一种因素就是虞舜的六世祖穷蝉为帝颛顼长子,大禹的父亲鲧为帝颛顼幼子,但哥哥再年长和弟弟年龄差距也不会超过50岁,再加上鲧与禹之间的20岁,各种情况算到极限,大禹至少不会比虞舜年少,他又怎么来接虞舜的班呢?

所以,“帝王世系”的谱系是靠不住的。以大禹的谱系而言,在司马迁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大禹家世”的资料才开始“丰富”国语·鲁语上》中有“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在《礼记·祭法》中有“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在这基础上世本·帝系》说:“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这证明黄帝为鲧禹的始祖的传说是在战国时期才产生的。由于古代材料的极度贫乏,孔子、戴德司马迁等人运用晚出的材料证明传说中的黄帝为鲧禹的始祖,并且编排出他们的谱系,究竟有多少可信的成分?

这样的谱系有可能吗?诚如顾颉刚所言,中国古史确有“层累地造成”之嫌疑,有的文献资料确实是不可信的。“帝王世系”就是这样的谱系,当然是靠不住的。

按古代史书的说法,“五帝”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夏之后的中央政权的国王、皇帝一样,都是一代一代彼此继承的甚至还有的是“禅让”的。这可能吗?

在夏之前的历史中,哪里有什么中央政权!《尚书·尧典》说:“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虚数不可实指之例》说:“古代邦国狭小,虞夏之交,计有万国,而后世遂有万邦之语。”[25] 这些记载都说明“五帝”时期的中原,是处于“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26] 的诸国林立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不同区域间存在互不隶属的政治组织(酋邦或早期国家),每个政治实体以各小流域为单元,控制区域面积不过几百或者上千平方公里,大致是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在这些“邦国林立”中的一个“邦国”,就算它是圣王舜帝的“邦国”,也只不过就是一个稍微大点的部落联盟而已,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呢!

既然夏之前的历史只是一个一个的部落联盟,所以,“五帝”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是继承,而是独立的,有可能是有前后的,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是并列的。传说中的“五帝”,很可能就是夏之前历史中那一个一个陆续出现的,或者是并列的,或者是前后的,反正就是部落联盟中影响较大的部落领袖。这种情形与“春秋五霸”有些类似。

在被称为春秋时代的近三百年间,周天子失去了往日的权威,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仅据《春秋》记载的军事行动就有480余次。经过连年兼并,诸侯列国从春秋初期的140多个,到后来只剩较大的几个。这些大国之间还互相攻伐,争夺霸权。先后称霸的几个诸侯被称为“春秋五霸”。《史记》说“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穆公楚庄王但这只是说法之一。从古至今,关于“五霸”出现过很多种说法,除《史记》外,还有《荀子·王霸》《白虎通·号篇》《四子讲德论》《汉书·诸王侯表序》《鲒崎亭集外编》《辞通》《论语别裁》等古籍都对“春秋五霸”有不同的记载。这种情况说明,所谓“五霸”,并非实指五位国君,应是一种虚指。

所以,夏之前的“五帝”也应该是一种虚指。不一定就是五个人或者五个部落联盟,“五帝”代表的就是夏之前历史中那些影响较大的部落联盟领袖。

只是在春秋时代,这些原本没有关系的部落领袖被人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有了继承关系。

    五、产生“帝王世系”的原因

司马迁等古代历史学家之所以在“帝王世系”问题上出现错误,实际上是春秋战国以来的学者们的普遍错误,他们以当时(东周)的社会情况去遥想和类推远古的社会形态,怎能不错呢?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学者们要以东周的社会情况去遥想和类推远古的社会形态呢?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思想空前活跃,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学者们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努力去探求和创新,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正是在这个时期,“大一统”观念特别活跃。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大一统”一语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辞源》解释说:“大犹言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后世因称统治全国为大一统。”“大一统”直接的诉求是政治统一,但也包蕴着文化和民族的统一的思想。《公羊传》成公十五年讲:“《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夏朝是最初的中国,亦即华夏。华夏人的文化要比周边地区的文化先进得多,因此对周边地区、民族具有吸引力,这是统一、融合其他民族、地区的文化基础。尤其是周朝建立以后,周公旦在华夏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一整套礼乐制度,使华夏文化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的统一、融合功能更加强大。周人更加注意以自己的文化来改造、同化周边地区民族,即所谓的四夷,使四夷文化统一于华夏文化之中。原属“化外之民”的四夷,如果接受了华夏文化,实行华夏的礼乐制度,它就成了华夏族,成为“化内之民”。可见,使夷狄由接受华夏文化而进入诸夏怀抱,是大一统的重要标志。

“大一统”观念中有两条是必须的:一是靠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二是王朝更替时“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于是,因为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学说创立者孔子将“复周”作为理想,坚信“斯文未丧”,矢志为兴复周室奔走忙碌,学者们也就只有以当时即东周的社会情况去遥想和类推远古的社会形态了。靠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王朝世系的“帝王世系”也就被“创造”出来了。

顾颉刚先生这样说过:自从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多了疆域益大民族日益合并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始祖的传说渐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27] 顾先生这一论断非常有说服力裘锡圭先生结合新出土的先秦文献,充分肯定了顾先生当年的论断顾氏认为我国古代各族都出自黄帝的大一统帝王世系是战国以来各族不断融合各国逐渐趋于统一的大形势的产物这显然是很有道理的”。[28] 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的历史著作,就基本上都采纳了司马迁赞同的“帝王世系”,而从历史真实性上分析,却显然是有问题的。

“大一统”观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29] 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在两千多年间从未断绝。“大一统”的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

“帝王世系”在中国古代,作为“大一统”观念的支撑,或者是需要的。但是,由于它不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必然对中国的古代历史乃至一些地方区域史的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给历史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和误导。这是必须指出和批判的。

 

参考文献:

[1] 世本八种M.商务印书馆,1957;丛书集成初编M.中华书局,1985.

[2]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M.1361.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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