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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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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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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遗失了的远古文献  

2016-02-15 08:27:1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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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遗失了的远古文献

( 刊于《兰台世界》2016年3期)

    摘要:甲骨文是形成于商代的成熟文字,在甲骨文之前,应该还存在有远古文献,这在古代的典籍中是有大量记载的。例如《尚书》中的《虞夏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记载的《夏书》《夏训》《夏礼》《夏时》《夏令》《禹之总德》《仲虺之告》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等,就是夏代甚至比夏代更早的远古文献。遗憾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对远古文献缺乏保存的意识,所以许多远古文献在此时期都遗失了。

    关键词:远古文献  古代典籍  彼此和遗失  原因分析


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开始,中国进入了考古大发现的时代,丰富的地下文物为我们了解和认识中国西周以前的远古时代提供了极大的支撑,过去一直被人疑惑尤其被西方历史学家不愿承认的商、夏历史得到了证实。而顾颉刚先生倡导的“疑古”和李学勤先生发起的“走出疑古”两大历史学界的思想解放活动,更推动了我们对远古时期的中国的认识。按照学术界的共识,青铜器、城堡、文字是文明时代的必然标识。商、夏时代的青铜器、城堡已经发现了不少,甲骨文是商代的,而且是成熟的文字,可是,却一直没有发现商代之前的文字,这一发掘遗憾成为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极大障碍。

虽然没有发现商代之前的文字,但是,从古代的典籍中,却能发现许多遗失了的远古文献,这或许能够证明:商代之前确实是有文字的。

一、现在还能看到的远古文献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的远古文献,应该是《尚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1]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四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的《虞夏书》应该就是中国最早的远古文献。流传到今天的《尚书》有虞书四、夏书五、商书十七、周书三十二,共58篇。

按汉代人的记载,先秦时《书》有100篇,其中《虞夏书》20篇,《商书》《周书》各40篇,每篇有序,题孔子所编。但是,《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近代学者多以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在秦始皇焚书之后,《尚书》残缺。汉初,秦博士伏生传《尚书》29篇,用汉时隶书抄写,称为《今文尚书》;鲁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墙壁,发现用先秦六国时字体书写的另一部《尚书》,称《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晋元帝时,梅颐献《古文尚书》及孔安国《尚书传》。这部《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出25篇,又从《今文尚书》中分出5篇,合共58篇。这58篇古今文真伪混合的《尚书》本子,就是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对其中的真伪,历代争议不断,但因为历史的久远,已经很难有唯一的结论。

以《尚书·禹贡》而言,内容以大禹治水所贯穿,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几乎全文引录,以至古来认为是大禹亲笔。但近代许多学者从四千多年前的社会生产力和人类地理知识水平进行考证,认为夏人进行《禹贡》所述幅员广阔、工程浩大的治水工程,是不可想象的,认定《禹贡》的成书年代是西周以后至汉初。其中顾颉刚先生的战国中期说,学界尊此说者较多。[2] 然而,近年发现的距今2900年的西周遂公盨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对照《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证明《禹贡》这篇文字其文句与铭文相同,特别是“随山浚川”全同于《书序》,[3] 这不仅令人惊异,也让学术界还不能轻易就断定《禹贡》是伪书。

这样看来,《尚书》中原有的20《虞夏书》因为没有篇目,是什么内容已经不得而知,只能认为是已经遗失了的远古文献。现有的9篇虞夏书,即:《尧典 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应该就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中国最早的远古文献了。尽管在这9篇文献中,未必就属于原来的20篇,很有可能存在后人的改动甚至伪造,但对于四千年前的仅存文献,我们还是尊重吧!

二、古人使用远古文献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繁荣的时期,不幸的是,它也是远古文献大遗失的时期。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国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里说的《三坟》指的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指的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八索》是关于八卦的最早之书,《九丘》是指九州土地、风气之书。这说明这些古代文献当时还存在,而且倚相还能看懂。

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孔子虽然生在“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时期,但夏商两代及其以前时代的“典籍传述”,即使已经残缺不全,也还能看到一些,不然,他就没有可能“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编次其事”了。[4] 即使如此,孔子在当时也还是感到了“文献不足”的苦恼。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5] 孔子之所以能言“夏礼”,说明他一定见过关于夏礼的远古文献,只是,已经“文献不足”了。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并明确说所修《诗》“三百五篇”来自“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仅选择了“三千余篇”中的十分之一。孔子修《书》,据《尚书纬》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是为《尚书》百篇。”也就是说,孔子搜集到的远古文献达三千多篇,但他只选择了其中的120篇编纂成《书》。未入孔子法眼的大量《诗》《书》原件,是未能妥善保存,后来遗失了的远古文献。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6] 意思是说经典上有三皇五帝,虽然不能确证,但是必然有其根源,可能是更早以前的记载都遗失了,所以才造成比较混乱的认知。

可见,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繁荣,导致对远古文献缺乏应有的保存意识,所以许多远古文献在此时期都遗失了。

三、古代典籍对远古文献的记载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古代文献,除了甲骨文、金文外,较早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了。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中,确实记载有很多关于远古文献的情况。

《左传》《国语》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较早的中国古代典籍。

《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有史官记录其派驻国的史事,还有称为瞽蒙的盲史官讲述历史,左丘明便是一位盲史官。后人根据左丘明的讲史记录和其他史官留下的各种材料整理成《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比《春秋》记事时间延长了许多。

《国语》是关于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人物、事迹、言论的国别史杂记,也叫《春秋外传》。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

《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中,就屡有关于夏代文献,甚至比夏代更早时期的文献的记载,其名称有《夏书》《夏训》《夏礼》《夏时》《夏令》《禹之总德》《仲虺之告》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据统计,仅《左传》就引用15次、《国语》4次。[7] 例如: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左传·文公七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

《左传·襄公四年》:“《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后,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也,,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国语·周语下》:“《夏书》有之曰:‘关石和钧,王府则有’。” 

《国语·周语中》:“《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偫而畚局。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於司里’。”这也是夏的月令。 
  ……

《左传》《国语》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典籍也有对远古文献的记载。例如:

《吕氏春秋·谕大》:“《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
  《墨子·七患》:“《夏书》曰:‘禹七年水’。”
  《墨子·非命下》:“《禹之总德》有之曰:‘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

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还记载有一些也应该归于远古文献的资料。例如:

《论衡·艺增篇》说:“传曰: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观者曰:‘大哉,尧德乎?’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这所谓的《击壤歌》据传为上古时代帝尧陶唐氏时的民谣,是帝尧即位五十年时微服游于康衢,听到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击壤”而歌。到了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卷上》和《帝王世纪》一书中引用了此事。《帝王世纪》说: “帝尧之世,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卷八十三“杂歌谣辞”的第一百首就是《击壤歌》。 
   
《列子》记载:“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与。愿戴己与。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云云。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童儿曰:闻之大夫。大夫曰:古诗也。”所谓“康衢”,就是 四通八达的大路。《康衢童谣》仅四句:“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看来,帝尧确实是古代的圣王,很得百姓的拥戴。

《史记·乐书》说:“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 即是说,舜的时代有《南风》歌。《南风》为上古歌谣,歌颂虞舜和人民生活关系的民歌,仅四句:“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全诗借舜帝口吻抒发了中国先民对“南风”既赞美又祈盼的双重感情。

……

从这些先秦典籍引用远古文献的情况可以证明,远在甲骨文之前,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有文字的文明时代。可惜的是,这些远古文献没有保存下来,所以,东汉学者郑玄才在《诗谱序》中说:“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弃,靡有孑遗,迩及商王,不风不雅。”“篇章泯弃,靡有孑遗”,的确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四、远古文献遗失的原因分析

保存至今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字的造字方法已是多种多样,不但有象形字,也有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和指事字。这表明,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文字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在甲骨文之前,必然还应该有发展中、演进中的文字,所以,在甲骨文之前还应该存在远古文献也的必然的事实。可是,这些文献为什么没有保存下来呢?

首先是保存不易。能够保存至今的甲骨文是因为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这也是它得名称“甲骨文”的原因。但是,将商代普遍使用的文字称为“甲骨文”显然是不妥的,既然是成熟的文字,它的作用就不会仅是占卜记事。用于非占卜记事的“甲骨文”的主要书写材料肯定不是龟甲、兽骨,而是木片和竹片。但是,木片和竹片不像龟甲和兽骨有利于保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字的木片、竹片必然腐烂。这大概也是今天除了在龟甲、兽骨上,未能再在其他材料上发现商代文字的原因吧。我们现在发掘出来的有文字的竹简、木简,最早的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也就是两千多年前的;而远古文献是四千多年前的,难以保存是必然的。

其次是政治争斗而造成社会动乱。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动乱,除了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群众的生活、生命得不到保障外,文化典籍被破坏及流失在所难免。例如,《左传》记载: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了权力争斗的内乱,“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8] 从此,“周之典籍”——这批无价之宝的图书、文献、档案,便因为统治者的内部权力争斗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如秦始皇的“焚书”、秦末的宫廷大火,不知有多少文化典籍从此遗失了。

再次是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当然应该肯定,没有孔子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就没有“六经”的存在。但是,因为对文化典籍的整理,必然因整理者的选择标准而留存部分,淘汰大部分。孔子是大学者,对中国早期文化典籍的保存功不可没;但是,他整理《诗》,留存的只有十分之一左右,整理《书》,留存的只有三十分之一左右,被淘汰的那些远古文献基本上就遗失了。而对文化典籍的所谓“整理”,在历史上进行过许多次,尤其是像清政府编《四库全书》这样的“整理”,大量书籍被列为禁书,遭到销毁删改,文献还能不遗失吗!

 

参考文献:

[1] 黄晖 / 刘盼遂 论衡校释·正说篇〔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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