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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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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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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三国 我们未必是“蜀人”  

2016-02-26 08:10: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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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三国 我们未必是“蜀人”

《成都晚报》2016年2月26日第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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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三国 我们未必是“蜀人” - 李殿元 - 李殿元的博客

  编者按:三国时期,刘备、诸葛亮在巴蜀之都建立了被称为“蜀汉”的政权。因为《三国演义》的广泛影响,蜀汉政权的人和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成都也留下了不少关于那个时代的遗迹和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遗迹、很多故事都发生了变迁。著名历史文化学者李殿元教授撰文,对这些有些迷离的事和人展开了寻踪,《成都故事》从本期起连续推出。

  提要

  四川简称“蜀”,又被称为“天府之国”,这两个称号,都与刘备、诸葛亮在这里建立蜀汉政权有关。

  “天府之国”最早并不是指成都平原

  众所周知,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在早先,这个美称却与四川无关。

  “天府”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本是一种官名,其职责是“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藏器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而藏之”。可见,“天府”是专门保管国家珍宝、库藏的一种官吏;后人引申为天然府库,用来比喻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富饶的地方。

  在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的地方是关中。这里不仅地势形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是周秦汉的都城所在地。

  《战国策》载有苏秦说秦惠王:“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司马迁在《史记·苏秦列传》中有类似的记载:,公元前338年,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这是文献中关于“天府”之地的最早记载。

  关中被正式称为“天府之国”,始于秦汉之际的张良。《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汉书》卷四○也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在关中已有“天府”之誉时,四川的成都平原还是古蜀国时期。直到公元前316年,秦灭古蜀,推行郡县制和秦文化,经过一段时期的文化凋蔽后,到汉代文翁兴学,蜀学很快“比于齐鲁”。尤其是,李冰修都江堰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即是说,汉代时,蜀地的文化、经济都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了当时的富裕之地。

  不过,这里的“天下谓之天府”是晋人常璩在《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的表述,它不是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最早出处。将这一称号从关中移来四川的就是诸葛亮。

  一出《隆中对》让四川专享“天府”殊荣

  最早以“天府”专用于蜀地的是诸葛亮,他在“隆中对策”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诸葛亮为什么要称蜀地为“天府”?因为他要帮助在曹操、孙权已经分别控制南北区域的形势下,尚未占据有固定地盘的刘备集体发展,以他战略家的眼光发现:自从都江堰修成以后,此地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蜀地是盆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交通闭塞,在冷兵器时代,它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历史的发展证明,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的分析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刘备率领的不过是一支打打逃逃的乌合之众,却能够保全实力,在蜀地三分天下,莫不与四川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虽然成都平原成为“天府”或“天府之国”都比关中要晚,但自从有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就有了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富庶;之后又有诸葛亮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兴修水利,等等,这对成都平原的农业是一次重大的推进。境内达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升平现象,成了中央王朝的主要粮食供给基地和赋税的主要来源,再加上盆地在冷兵器时代具有易守难攻的特殊战略地位,因而避免了历史上很多次战争的破坏,得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这就更有利于它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情况都使蜀地“天府之国”的名声得以传播。

  到唐朝成都鼎盛时期,李白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间得及此间无”这一首诗,使成都“天府之国”的地位得以巩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秦”与“蜀”比较而对蜀地地位加以确立的诗句,成都因此就取代了秦国“天府之国”的桂冠,而获得了“天府之国”的专利权。诚如四川诗人陈子昂所说:“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

  历史上许多有眼光的战略家,如张良、诸葛亮等都把四川当作可以立国的根基之地。唐朝中期和晚期,关中发生战乱时,唐玄宗和唐僖宗都是选择到四川成都避乱。当时的成都,在他们眼里正是一片笙歌宴舞之地,当然就要被称为“天府之国”了。五代以后,关中地区元气大伤,成都平原后来居上。明清时期,湖广地区的不少百姓迁到成都平原,改变了四川地广人稀的状况,对发展当地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故成都平原日益富庶,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

  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既有山川俊美的自然风貌:地势多样,青峰竞艳,丹壑争流;又有秀冠华夏的历史人文: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名人文豪竞相辈出。在这里,自然、人文与社会风俗多种景观相生相依,情景交融,造就了得天独厚、品位极高的天府之国。所以,“天府之国”的美誉得到公认,流传至今。

  四川称“蜀”可算是历史的误会

  四川被称为“蜀”。按《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权威文字工具书的解释,“蜀”字就是四川的别称,而且是唯有四川,不存在还有其他地名与“蜀”有关。

  四川之所以有“蜀”别称,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还是与诸葛亮有关的历史误会。

  考诸史籍,可知道在秦汉以前,以“蜀”为地名的地方不只一处,而且多在四川之外。四川有古“蜀”国,但这是中原人的他称而非所谓的“古蜀人”的自称。殷墟卜辞中有“蜀”字的虽然有几十条,但未必就指的是古蜀国。所以,我省著名历史学者段渝先生正确地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蜀,无论蜀族、蜀人还是蜀国、蜀文化,蜀都只是一个指代名称,与古代有实质性区别。”

  四川之所以得“蜀”别称,一是因为西晋陈寿撰写《三国志》时,不得不以曹魏为正统,并将刘备政权的国号“汉”改为并不存在的“蜀”这一“敌国之丑称”; 二是由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又明确将在此地域的历史称之为“蜀志”,不但追记了“古蜀国的历史”,而且将刘备政权称为“蜀”而非“汉”;三是唐宋后,关于“蜀汉”政权的故事广泛流传,尤其是将刘备政权称为“蜀”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这一强烈的影响,将作为“蜀汉”政权的所在地四川称为“蜀”也就约定俗成了。所以,《辞源》正确地指出:是在汉之“后以蜀为四川地域的别称”。

  之所以说四川得“蜀”别称与诸葛亮有关,是因为倘若没有诸葛亮,当时在军阀混战中并无立锥之地的刘备集团就不可能在四川建国,也就没有三国鼎立这一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东汉建安十二年(207),经徐庶等荆州士人的举荐,在军阀混战中尚无立锥之地的刘备三顾草庐,请计于在隆中隐居待时的诸葛亮。诸葛亮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的形势,提出了统一天下,应走鼎足三分,联孙抗曹的道路。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举南下,败刘备于长阪。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使江东,联结孙权。诸葛亮以隆中战略的坚定原则与孙权谈判,订立双边同盟,使孙权认识到“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作出让步,同意鼎足三分,发兵拒操。

  赤壁战后,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此后数年,在诸葛亮的策划以及“常镇守”、提供“足食足兵” 的后勤保障下,刘备夺得益州和汉中,建立了“汉”政权。刘备称帝后,诸葛亮出任丞相,总理国家大事。

  章武三年(223)春,刘备为夺回荆州并报东吴袭杀关羽之仇,倾全国之力去伐东吴,兵败后在永安“托孤”于诸葛亮。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封武乡侯,“开府治事”以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又兼任益州牧。当时,全国的军、政、财,“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历史学家早就认识到,没有诸葛亮就没有刘备集体的建政立国。诸葛亮对三国时期整个局势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没有他就不会有“蜀汉”,不会出现三分天下的局势,刘备也可能要一直逃亡,直至曹操一统天下。诸葛亮对“蜀汉”的建立发展功不可没,刘备死后修建在成都的“汉昭热庙”却始终被人们称为“武侯祠”就是最直接的证明了。

  ●相关链接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

  《三国志》为晋朝陈寿所写,记载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是写实的,为二十四史之一。《三国演义》为明朝罗贯中所写,是在《三国志》所记载的历史的基础上加以改编的文学作品,内容与历史事实不完全吻合,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若论史学价值,前者高于后者;若论文学价值,后者高于前者。

  《三国志》与《三国演义》的主要的区别有三点:一是体例不同。《三国志》是史书,是对三国历史的较为客观的叙述。而《三国演义》则是历史小说,是对三国历史的人为演绎,其中加入了很大成份虚构的内容;二是成书时间不同。《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初年,距离三国很近,因而可以保证这部史书的真实性。而《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掺入了大量民间传说;三是承续关系不同。陈寿写作《三国志》依靠的是他自己多年收集的历史资料,而罗贯中撰写《三国演义》则主要取材于《三国志》。也就是说,《三国志》是《三国演义》的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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