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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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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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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蜀人的“好文刺讥”  

2016-03-04 09:44: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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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蜀人的“好文刺讥”  

 (刊于《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

摘要:《汉书》说蜀人“好文刺讥”,从撰《汉书》的班固所录、所撰的司马相如、扬雄的生平事迹来看,说他们“好文刺讥”恰如其分。而从班固对他们生平事迹的撰、评看,班固对他们非常尊崇。这证明,“好文刺讥”是褒义而不是贬义。司马相如、扬雄可以说是古代巴蜀文人的榜样和代表,他们“好文刺讥”,其他的巴蜀文人当然也“好文刺讥”。“好文刺讥”成为巴蜀文人很普遍的一种性格,是值得肯定的优秀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汉书  班固  好文刺讥  巴蜀文人  优秀传统

 

《汉书·地理志》说:“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1] 按照现代人的翻译,就是:“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文翁为蜀郡郡守,教导百姓读书和遵守法令,没有达到诚信道德,反而喜欢用文章来讽谏,崇尚羡慕权威和势力。”[2] 类似的话在《华阳国志》也有:巴蜀“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为什么在汉--晋时期,巴蜀人会得到如此评价?这是褒义还是贬义?需要认真辩析。

一、“俗好文刻”来源于“好文刺讥”

    《华阳国志》在《蜀志》中说:文翁为蜀守后,“穿湔江口,溉灌郫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3] 《华阳国志校注》释“学校陵夷,俗好文刻”为“陵夷:衰落,废驰。秦代禁止私人办学,命黔首以吏为师,故称学校陵夷。文刻:文,华而不实;刻,刻薄、苛刻。”[4] 如果蜀人真是“华而不实”又“刻薄、苛刻”,那“俗好文刻”就真的是贬义了。

因为古籍往往有许多版本,《华阳国志》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不少学者,包括《华阳国志校注》的校注者,致力于对它的校勘,功不可没。整理、校勘、补充《华阳国志》集大成者的任乃强先生在他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只认为,“俗好文刻”的“刻”字,当依“胜于以前诸本”的“嘉庆甲戌(一八一四)廖寅南京刻本”改为“刺”。[5]

任乃强先生的看法是有依据的,无疑是正确的。

古人没有今人的版权意识,他们的撰著,大量参考、引用,甚至全文照抄别人的著作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乐书》就来源于《乐记》;班固《汉书》中的《司马相如传》,几乎是全文照抄《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

常璩在撰写《华阳国志》时,也是大量地参考、引用当时能见到的著作,尽可能地将有关史料纳入其书中。以记载蜀地历史的《蜀志》而言,就“取材于扬雄《蜀本纪》,应劭《风俗通》,谯周《益州记》,陈寿《益部耆旧》,与扬雄、左思两《蜀都赋》、来敏《本蜀论》、赵宁《乡俗记》及常氏自所见闻,而以《史记》《汉书》《续汉书》《汉纪》《续汉纪》与陈寿、王崇《蜀书》之文参订之”。[6] 可以肯定,所写的“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就来源于《汉书》的“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

但是,《华阳国志》在挪用它书的文字时,常常发生改动的情况。例如:《华阳国志》有“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7] 这里的“蜀学比于齐鲁”来源于《汉书·循吏传》。但是,《汉书·循吏传》的原句是:“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8] 不用说,蜀学比于齐鲁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的说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蜀学比于齐鲁是说蜀地儒学水平已经赶上齐鲁,与其不相上下了;而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仅仅是说蜀人在京求学人数与齐鲁差不多了。虽然从蜀人求学人数与齐鲁相当这一现象能看出蜀地教育兴旺发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蜀地儒学水平在当时就已经与齐鲁不相上下了。

“俗好文刻”虽然来源于“好文刺讥”,但是,《汉书》说的是“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后,“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而《华阳国志》说的是文翁为蜀守后,“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即是说,“好文刺讥”也罢,“俗好文刻”也罢,《汉书》说是发生在文翁立学后,而《华阳国志》说是发生在文翁立学前。文翁立学在当时影响巨大,政府也将其作为典范在全国推广。这一差异说明,蜀人的“好文刺讥”、“俗好文刻”是原生的品质,将其解释为“没有达到诚信道德,反而喜欢用文章来讽谏,崇尚羡慕权威和势力”以及“华而不实”、“刻薄、苛刻”,不见得是正确的。

既然“俗好文刻”来源于“好文刺讥”,那么,《汉书》说蜀人“好文刺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二、“好文刺讥”是对巴蜀文人的褒称

我认为,“好文刺讥”虽然说的是“巴蜀”,但是,它实际上只是对巴蜀文人,尤其是对蜀文人的褒称。

“好文”很好理解,喜欢文字,好作文章。“刺讥”之“刺”,《辞源》说有杀死,铲除,刀锋,指责、讽刺,名片,探询,撑船等义,在这里无疑就是指责、讽刺之意;“刺讥”之“讥”,《辞源》说有谴责、非议,讽刺,稽查、察问之义,[9] 在这里无疑就是谴责、非议,讽刺之义。问题是,指责、讽刺、谴责、非议这些词,并不就是贬义词,必须根据这些行为的目的,使用方式,效果等情况进行判断。

1、从史学的角度论班固赞同“好文刺讥”  

    “好文刺讥”出自《汉书·地理志》,《汉书》为东汉班固所撰。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非常杰出的史学家,被史学界并称为“马班”。

虽然《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是有国史色彩的“正史”。但是,班固在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已经加强,史书撰写不得不“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整齐纪传体史书形式,开创专写一个朝代的断代史体例,成为后世“正史”楷模;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世家”;以“十志”的内容超越《史记》的“八书”。这些改变,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来的“二十四史”基本沿袭。尤其是写社会各阶层人物,《汉书》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

班固对司马迁是非常尊敬的。在《汉书》中专列有《司马迁传》,虽然为了让皇帝阅读时能够通过,他不得不写上“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这些“批评”司马迁的文字,但是,更有“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10] 这样称赞和肯定司马迁的文字。

而司马迁,从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就可以知道,正是典型的“好文刺讥”之人。

翻开《史记》的传播史就知道:汉魏时期的统治者并不喜欢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二十四史”就是“正史”。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是名副其实的官史。在这“极个别例外”中,就有《史记》。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是他的个人撰述,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司马迁时代的汉武帝的意志。

《三国志》记有魏明帝与大臣王肃关于《史记》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意志的对话:“‘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11] 即是说,魏明帝曹睿批评司马迁,认为他因为受过宫刑而著《史记》,贬损汉武帝,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了《史记》后,阅到《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后,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

像司马迁这样秉笔直书,敢于在某些方面批评朝廷的史学家和他的著作,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所以,当司马迁完成《史记》后,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当时还没有纸,写在竹简上的《史记》也就不可能得到传播。

班固自己也有类似司马迁的遭遇。当他立志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全力以赴撰写《汉书》的永平五年(公元62),有人告发他“私改作国史”,[12] 于是,他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当时,“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更不用说“私改作国史”了。面对这种形势,班家老小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立即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重视,特召班超核实情况。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告诉了汉明帝。这时,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知道了班固的才华,认为他所写的书稿未伤“汉德”,于是下令释放,并将他召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拜为“兰台令史”,去完成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意志修撰的“正史”。

班固的家族算得上是世代为文为官,也就免不了会“好文刺讥”。班固自己记载,他的大伯祖父班伯敢于以“沈湎于酒”之典故当面谏成帝。汉成帝是中国古代“赫赫有名”的昏君,历史上对他的定评是“湛于酒色”,可是,面对班伯对他“沈湎于酒”的批评,他也只得“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13]“谠言”,就是正直的言论,也是“刺讥”之言。班彪、班固父子,诚如《后汉书》所论:“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14]

2、从汉赋的角度论班固赞同“好文刺讥”

班固是著名的汉赋作家,为“汉赋四大家”之一。

赋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学形式,兼有散文和韵文的性质。赋的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它大约产生在战国后期,接受了纵横家游说之辞及楚辞的巨大影响。到了汉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让汉代的赋有了恢宏气势,这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和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的艺术体现。汉赋对国土之广阔、水陆物产之丰盛、宫苑建筑之华美壮丽,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之隆盛,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歌颂,表现了炎黄子孙对自身力量的高度自信,对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肯定,也表现了对客观世界的热爱。汉赋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

在汉赋作家群中,有著名的汉赋四大家,通常指的是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这四人,他们都有代表性的名篇传世,在当时及后世文坛影响深远,文誉其名。

司马相如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风格,代表作《子虚赋》 《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 《长扬赋》 《羽猎赋》以司马相如诸赋为蓝本,在文学史上首开不逊于原作的模拟之风;班固代表作《两都赋》,盛夸东汉之声威;张衡所著《二京赋》比之《两都赋》篇幅更长、结构更宏伟,被誉为“长篇之极轨”。

“劝百讽一”是汉赋的特点之一,“劝百讽一”也就是“刺讥”。司马相如的赋,“广博宏丽,卓绝汉代”,具有的却是磅礴的气势和批判精神。《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赋假托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在对田孜、诸侯的田猎盛况与宫苑之豪华作极为夸张的描写,并归结到歌颂汉帝国的强盛与天子的威严的同时,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大人赋》更是直接讽刺汉武帝喜好神仙。

扬雄《甘泉赋》《羽猎赋》等作品在题材、思想倾向、结构手法上与司马相如的大赋很相似,不同的是加强了讽喻的分量,铺陈描写也更加深沉。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著有《两都赋》 《答宾戏》 《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咸怀怨思”,仍希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此作《两都赋》。赋中以主客问答方式,假托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说西都长安的关山之险、宫苑之大、物产之盛。东都之人则责备他但知“矜夸馆室,保界河山”,而不知大汉开国奠基的根本,更不知光武迁都洛邑、中兴汉室的功绩,于是宣扬光武帝的教化之盛,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15]《两都赋》体制宏大,写法上铺扬厉,完全模仿司马相如、扬雄之作,是西汉大赋的继续。在宫室游猎之外,班固又开拓了写京都的题材,后来张衡写《二京赋》、左思写《三都赋》,都受他的影响。

虽然“劝百讽一”作为汉赋特点,其“刺讥”的作用并不十分突出,给统治者的影响也很有限,但是,在封建时代,在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时代,能当面对统治者提出“刺讥”,就已经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了。

3、从司马相如、扬雄被尊崇看“好文刺讥”

与班固同为汉赋四大家的司马相如、扬雄,都是出身于成都的蜀人。在班固所撰《汉书》关于人物的事迹记载中,除了开国君主刘邦之外,只有记载司马相如的卷五十七、记载扬雄的卷八十七这两卷,是分了卷上卷下的,足见篇幅之大,所载事迹之多。其他汉代的重要人物,包括吕后、武帝、张良、萧何、董仲舒等,均没有获得这种待遇。这表明:班固对作为蜀地文人代表的司马相如、扬雄是非常尊崇的。而司马相如、扬雄在一生的活动中,“好文刺讥”可以说是最有特色。

《汉书·司马相如传》虽然来源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但是,班固之所以基本照录司马迁之文,正说明他对司马迁所著《司马相如列传》的认同。《汉书·司马相如传》有下面这些文字: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 ……上读《子虚赋》而善之,……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病。与卓氏婚,饶于财。故其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尝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豕,驰逐野兽,相如因上疏谏。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其辞曰:……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乌乎!……相如拜为孝文园令。上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奏《大人赋》,……赞曰:司马迁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16]

再看《汉书·扬雄传》,下面这些文字也可以证明扬雄的“好文刺讥”: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下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 ……雄见诸子各以其知舛驰,大氐诋訾圣人,即为怪迂。析辩诡辞,以挠世事,虽小辩,终破大道而或众,使溺于所闻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故人时有问雄者,常用法应之,撰以为十三卷,象《论语》,号曰《法言》。 ……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17]

从班固所录、所撰的司马相如、扬雄的生平事迹来看,说他们“好文刺讥”恰如其分。而从班固对他们生平事迹的撰、评看,班固对他们是非常尊崇的。这证明,“好文刺讥”是褒义而不是贬义。司马相如、扬雄可以说是古代巴蜀文人的代表,他们“好文刺讥”,其他的巴蜀文人当然也“好文刺讥”。

三、“好文刺讥”是巴蜀文人的传统与特色

众所周知,秦汉以后,南方文化超越北方文化。在先秦时期,虽然南方有屈原宋玉,但总的来说北方成长起来的文人思想家还是在数量上超过南方,但是到了秦汉时期,形式发生了逆转,南方文化迅速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明代科举案”,洪武三十年(1397),因为会试中榜的51名贡生清一色来自南方各省,竟然没有一名北方人,引起哗然,朱元璋不得不下令在以后的科举考试中分“南北榜”以照顾北方读书人。[18]

巴蜀地区在南方文化迅速发展中最为典型。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文翁兴学之故,并不完全。诚然,文翁兴学对蜀地文化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文翁兴学的主要内容是办官学,后来景帝在全国推广的也是这个,官学有利于标准教材,统一思想,未必然有利于学术创新。如果将蜀地文化迅速发展完全归功于文翁,就很难解释“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19] 的蜀人为什么能突然冒出像司马相如这样的大家。没有长期的文化积淀、文化修养,是不可能产生文化巨人的。这只能说,在文翁兴办官学时,民间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的私学是很发达的。

事实上,秦灭巴蜀后,全面、强力推行中原文化,大量北方移民涌进巴蜀地区,移民文化是最有包容性和创造力的文化,所以,经过一两个世纪的发展,到汉景帝、汉武帝时期,蜀地文化就全面开花结果,并且是丰硕的大果实了。在汉赋四大家中就占据其二,司马相如和,其中扬雄不仅以辞赋为长,还工于学术,著有《方言》,成为中国古代研究方言并发表著作的第一人,还是汉代学术的领军人物。另外还有王褒,也是西汉辞赋大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学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汉赋是开了一个好头,巴蜀出了三位大师,超越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

“西蜀自古出文宗”,“好文”是蜀人的特色之一。很多文化巨人出生或生活在西蜀,由西汉赋圣司马相如开其端,后有汉代“孔子”扬雄、唐代文宗陈子昂、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文章独步天下”的苏轼、剑南诗宗陆游、明代文坛宗匠杨慎、清代函海百科李调元、性灵南宗张问陶,直到现代文化巨人郭沫若、巴金。这些文坛宗主多出于蜀,或虽不是蜀人,却是蜀山水与文化熏陶而成就的“天下第一秀才”。元代人张翥《谒文昌阁》说:“天地有大文, 吾蜀擅宗匠。”所以,古人多认为:“文宗在蜀。”

司马相如是巴蜀文人的典范,他的性格兼具崇文尚武两方面:一方面是好读书所显示的沉静,另一方面是好武所显示的刚健。如果只是好文的沉静而无尚武的刚健,他就不会在汉景帝不好辞赋之时,毅然弃官到梁孝王那里;如果不是有尚武的刚毅性格,他不可能对汉武帝也要“刺讥”,也不可能出使西南,为汉王朝打通西南通道立下卓越功勋,更不可能做出琴挑卓文君的大胆举动,为后世留下一段美妙的爱情故事。

正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巴蜀文人“风流才子”的特点,所以,班固在《汉书》中就说巴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这一评论同时揭示出了古代巴蜀人两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好文,善著书。正是这一点,使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所赏识,成为千古流名的大文人。二是未能笃信道德。“未能笃信道德”并不是如现在那些白话“二十四史”者所翻译的“没有达到诚信道德”,而是正统道德观念淡漠。司马相如之时,由孔子奠定的礼教文化在中原和北方早已扎下深根,而僻处西南一隅的古代巴蜀到西汉之时仍未能更多地受到这种影响。虽然在文翁兴学之后,儒家文化较大规模传入巴蜀,但是,山高皇帝远,远离政治中心的巴蜀仍然较多地保留着西南夷风。从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看,特别在道德方面,看看历史上所歆羡的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就知道巴蜀人对正统道德观念之淡漠了。

而古代巴蜀,“好文刺讥”的文人并非司马相如一人,尤其是在司马相如之后,他成为后世巴蜀文人欣羡和仿效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好文刺讥”成为巴蜀文人很普遍的一种性格,或者说是现象。

要将“好文刺讥”的巴蜀文人一一列出,那是一本大书的任务,这里就说说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西晋时的陈寿,一生著作不少,但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是记述自公元l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约一百年历史的史学著作《三国志》。三国时期是个头绪众多、内容繁杂的时代,陈寿沿用司马迁开创的纪传史体例把这个时代归纳为一书,比较客观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面貌。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魏---晋”正统观念的强大压力下,他在对三国历史特别是刘备创建的刘氏政权的历史进行撰述时,能以一个“良史”必须忠实于历史的道德品质,以“魏书”“蜀书”“吴书”这种方式客观反映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从而使他苦心写作的《三国志》经住了历史的检验。陈寿在《三国志》中,对“魏---晋”居于最权威地位的曹操、司马懿也毫不客气地进行“刺讥”。他说:“太祖(曹操)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崔)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20] 又说:“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21] 这是通过古制、经典来讽喻魏国的分封制造成了魏氏王公虽有其名,而未有其实,以至于在司马懿政变诛曹爽时魏氏王公毫无反抗之力,也就间接地指出了司马氏是篡夺魏之政权。

唐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之所以被后人誉为“诗仙”,是因为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盛唐国力强盛,士人多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22] 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浮沉”,所以才有让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磨墨这样的传说。他反对唐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他通过对政事的分析,并到幽燕实地观察,以诗人的敏感,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发出了最响亮的呼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23] 这个艺术概括在李白诗歌中的意义,可以说是把唐诗中反权贵的主题发挥到了淋漓酣畅的地步。这种在权贵面前毫不屈服、为维护自我尊严而勇于反抗的意识,就是巴蜀文人的特色,也是魏晋以来重视个人价值和重气骨传统的重要内容。

宋代的苏轼,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词人,被评为“文章独步天下”。他不仅是一代文豪,也是一位难得的尽可能考虑人民利益的好官。在官场上,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明哲保身,以敢言著称,他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24] 看到弊政总要一吐为快。他因在新法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在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百姓的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又因作诗讽刺新法、被以“文字毁谤君相”之罪名入狱。司马光被启用为相后,尽废新法,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认为新法不可尽废,其所谓旧党、新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的抨击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一再遭到贬谪。他到杭州当太守,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著名的“苏堤”。他最后被贬至海南儋州,仍然为古代儋州的文化教育做出卓越的贡献。苏轼的诗文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明代的杨慎是个勤奋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才子,他与解缙、徐渭合称“明朝三才子”。杨慎的父亲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内阁首辅杨廷和。明武宗正德六年,杨慎以状元身份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杨慎上疏抗谏,被迫称病还乡。嘉靖三年(1524),针对皇帝的“大礼议”爆发,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于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当场杖死者16人。十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磐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杨慎、王元正、刘济都被谪戍。杨慎被贬往最边远的云南永昌卫,而且在那里就是一辈子。杨慎扎根云南35年,游历考察,著书立说,设馆讲学,广收弟子,其著作是整个大明朝最多的。《明史·杨慎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25] 2300余篇诗文外,杨慎的杂著多达 100余种。包括《丹铅总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书品》《画品》《大书索引》《金石古文》等等,内容涉及文史哲、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语言、民俗等等,按今天的算法,足足跨了十多个学科。有人做过统计,杨慎充军云南前,云南只有20多人写有著述40多种,杨慎赴滇后至明末,云南共有150余人写有著作260余种。[26] 杨慎还在云南培养出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学派——“杨门七子”,掀起了高质量,全方位的汉文化传播高潮,全国文坛中心甚至一度出现南移的现象。

由此可见,巴蜀之所以文人辈出,与“好文刺讥”这个巴蜀文人的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好文刺讥”是值得肯定的优秀传统,今天的文人应该继承和发扬。

 

参考资料:

[1](东汉)班固. 汉书·地理志下M.1313.中华书局.1999.

[2] 谢圣明主编.白话二十四史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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