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之前 成都有上千年的古蜀国国都史 |
《成都晚报》2016年10月28日第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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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殿元 编者按 10月25日，中国古都学会在成都举办“中国古都学研究高峰论坛”，并发表“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共识”，其中表示“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可以肯定成都无疑是中华名都，而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力，实堪跻登中国大古都之行列”。此前，由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经国内史学家承认的古代都城——也即中国“大古都”有九个：西安、南京、洛阳、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和大同。“成都共识”的发布，标志着成都正式跻身“中国十大古都”之列。其特别的意义在于：它是首个非传统中原地区城市被肯定为“大古都”。晚报特别邀请在此次论坛上宣读论文者之一的四川著名历史学者李殿元教授撰文，展示成都之所以为“大古都”的理由和底气。本系列预计四篇。 原有的“九大古都”都来自传统的中原地区，文献记载较充分，历史脉络也较清楚。而作为在古代尤其是在秦统一前并未纳入中原被称为“蜀”之国都的成都，由于秦统一后强力推行秦文化，使古蜀文字、古蜀文化完全湮灭，所以，包括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样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却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古蜀国国都的历史也是如此。 古蜀国有“五王” 历时千多年 根据《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古蜀国有“五王”：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蚕丛氏在蜀为王的年代，据考古学家推测，应早在商之前的夏代，因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城墙筑于早商时期，是鱼凫王统一蜀国后才修建的。那么，从蚕丛到开明这五代帝王的时间有多久？《蜀王本纪》记载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也就是说，“五王”的时代有一千多年。 对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著名历史学家，集《华阳国志》校注之大成的任乃强先生，在他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有精妙之论：“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之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其至周末之时间，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此为结论之一。”“‘此三代各数百岁’。此亦犹古代相传，伏羲、神农各数百岁，皆就其十足旺盛年代言之。非一人能活数百岁。任何民族皆有施用于酋长之特称。” 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很清楚地说明了他们都不是个人，而是一个时代或者说是一个王朝。 关于古蜀国终结的历史和时间，《华阳国志》记载得非常清楚：“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开明氏遂亡。”这里的“周慎王五年”很明确，就是公元前316年，古蜀国被秦国灭亡了。 对古蜀国上千年的历史，《华阳国志》也只留下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这五位帝王的名字。他们当然不可能是“各数百岁”。难得的是，《华阳国志》在记载古蜀国灭亡的同时，还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凡王蜀十二世。”即是说，以“开明”作为王朝帝王名称的共有12代人，这个王朝的历任君主均称“开明”，而不仅仅是在今天四川郫县望丛祠里享受祭祀的那一位。 作为古蜀国核心 成都有上千年的国都史 古蜀国作国都，据文献记载，在杜宇时代“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开明位号曰丛帝。……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据任乃强先生的研究，此处的“九世”据扬雄《蜀王本纪》当为“五世”。也就是说，成都作为古蜀国的国都，早在秦征服古蜀和张仪筑城（前311年)前就已经存在。除成都之外，做过古蜀国国都的地方还有“郫邑”、“瞿上”。 “郫邑”在哪里？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蜀王所治郫邑，在今彭县西北二十余里，属九陇黄土丘陵部分。”“瞿上”在哪里？《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说：“‘瞿上’，今彭县北，海窝子之‘关口’是也……自（天彭）阙下瞰成都平原，有如鹰隼翔视，故古称海窝子为‘瞿上’。” 除了“郫邑”、“瞿上”，1995年以来，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先后发现和确认了八座史前时期古城性质的琅落遗址，它们分别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上芒城)、祟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大邑高山古城遗址。但是，这些“城”与中原文化是不同的概念。这里的“城”，绝大多数都在险峻的山上，不是依靠土墙，而是依靠易守难攻的地势来防范袭击。平原或坝子里也有少数作为统冶中心的“城”，主要是用木栅并荆棘相围；有些则是依凭江水环绕为防护屏障。 在这八座古城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温江鱼凫城和新津宝墩古城。 “鱼凫城”在温江，自古就传说是古蜀国第三代帝王鱼凫的国都。1996年，考古人员对传说中的“鱼凫城”进行了首度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个面积40万平方米、呈不规则六边形的古城遗址，出土有大量陶片和体形较小、打磨精美的石斧、石凿、石锛等石器，以及房址、城墙、墓葬等大量文化遗存。试掘证实：该城距今4000年左右，成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宝墩古城是继广汉三星堆藏坑之后，四川地区又一重要发现，在中外考古界引起了轰动，它应该就是蜀国开国之都。其建造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据测算，宝墩古城占地276万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 另外，2012年，四川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和东南部3.25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考古勘探，具有突破意义的是，在遗址北部初步确认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 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所在。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也很可能曾经是古蜀国国都。 以上可知古蜀国曾经有非常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成都作为它最后的国都，在秦统一前，是有上千年的国都史的。 探讨古蜀“国都史” 有助于认识中国史 成都作为古蜀国国都的历史，对正确认识中国文明史的起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华文明的来源问题长期以来备受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自先秦以来，古文献基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本土，具体则为中原地区，显示的无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黄河中心论。说白了，“《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源远流长。迄至清末，这一看法始终根深蒂固。 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是华夏一线，还是众氏多元？一直有争论。上世纪8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是分区的，每个区有自己的传统，就是谱系，谱系下还分很多枝蔓。而文化演进不是一条线进行的，是多元的，他用非常形象的“满天星斗”来说明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二是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文化，其突出特点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红陶的黑陶文化；三是湖北及其相邻地区，其代表是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四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五是南方地区，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和甘肃的大河湾文化。 苏秉琦的“区系类型学说”能以“巴蜀文化和楚文化”作为六大板块之一块，是与上世纪80年代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掘分不开的。“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发掘，轰动了世界，关于古蜀国历史和文化的新发现及其研究就成为地方史研究的一个热点。隗瀛涛先生说：“三星堆文明无疑是辉煌的，举世瞩目的，是古蜀先民的一大杰作，是中华文明的一大骄傲。” 不用说，作为古蜀国国都的成都引领的古蜀文明研究，在论证“区系类型学说”方面至关重要。而原来确定的中国“大古都”集中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浙江、江苏这几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原省区，不能体现中华文明起源是“满天星斗”的情况。 成都不仅是一座有着4500多年城市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都城之一，从宝墩古城到金沙遗址，在先秦时期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成都建立都城，创造了灿烂的宝墩文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古蜀文明被世人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秦以后，成都也先后成为成家、蜀汉、成汉、前蜀、后蜀等五个重要政权的都城，成都的都城历史积年在千年以上，这在中国都城史上可谓特殊样本。 ——摘自《中国古都学会·成都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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