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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殿元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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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土生土长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典型的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的“老人”。1966年,正上初中的我停止学业。恢复高考制度后,28岁的我才去读大学。但我的心态始终很年轻。我在工作之余特别喜欢学术研究,涉足的领域广而杂,对许多传统的观念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力图更客观说明历史。这些作品发表在博客上,有点击、有讨论,从而获得了比发表在报刊杂志上更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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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羌人对夏朝立国的贡献  

2018-07-29 15:03: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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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羌人对夏朝立国的贡献

 (刊于《禹羌文化研究》第一辑)

摘要:大禹建立的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中国从此从传说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意义非常重大。建立夏国的夏人属于华夏族,而华夏族主要是由羌人构成的。夏朝立国的前提是治水,大禹治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来自于善治水的羌人家族。国家的建立需要经济支撑,最早从西北进入中原的那部分羌人是最早从牧业转为农业的华夏族人,他们创造了中国最古老、又比较先进的历法,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羌人  夏朝立国  华夏族构成  大禹治水  夏历 

夏朝立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是一件大事。有了国家,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从混沌的传说时代进入了有记载的文明时代。在汉语中,“国家”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词组。“国”在甲骨文中是口、戈的组合,口是指有人口聚居的城垣;戈是指武器。“国”可以防御洪水,野兽和敌人的侵犯,故从“戈”。但在商代甲骨文的“国”更多地表示人名,修有城垣的居地为邑。据于省吾先生考证,“商代甲骨文中没有或、国二字”,到周初,金文才出现“或”字与“国”相通,是指城邑。[1]“国家”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时期的文献《尚书·立政》中,其文是:“其惟吉土,用劢相我国家。”“家”在甲骨文中是个会意字,上面是,表示与房室有关,最早的房子是用来祭祀祖先或家族开会。下面是,即野猪。野猪是比老虎、熊还危险的动物,因此是非常难得的祭品,最隆重的祭祀才是用野猪祭祀。《说文》释“家”为“家,居也。从宀,豭省声。”《周礼·小司徒》有“上地家七人”句,注为有夫有妇,然后为家。《诗·周南·桃夭》有“宜其室家”,注为“室为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可知,“家”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非常温情而适合生活的地方。在中国文化中,不仅认为“国家”是“放大了的‘家’”,而且往往将国家与母亲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祖国”,使浓厚的乡土情、血缘情,诚挚的故乡观、国土观成为中国人深层的情感意识。这种泛家族主义或许是中国血缘文化的特殊产物。从汉语中“国家”这个词构成的特殊意义看,其已从国家概念上反映出中国早期国家实际是家国合一的。家族血缘的胎记已深深地印到了“国”的构词上。

导致夏朝立国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羌人的贡献。

一、羌人构成夏朝立国华夏族主体

建立夏国的夏人属于华夏族,而华夏族主要是由羌人构成的。

羌族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而古老的民族,是母亲民族,古东方大族,世界性名族,可以说古羌与我国很多民族都有关系。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羌地区做田野调查时就著文认为:“羌族是一个向外输血的民族,许多民族都留有羌族的血液。”[2] 何光岳先生也说:“羌族除大部分演变成为华夏之汉族之外,一部分迁西南与土著各族融和而形成彝、藏、纳西、基诺、哈尼、普米、傈僳、怒、阿昌、拉估、缅、景颇、独龙、夏尔巴、门巴等族。”[3]

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地处古代中国的西北,主要由炎帝和黄帝所代表的部落组成,在很早的时间就部分地进入中原[4] 他在该书中还论证了秦岭在古代通称华山而汉水古名曾称夏水。

炎帝和黄帝所代表的华夏部落之“华、夏”两字,上古同音,本一字,相互通用。《左传》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之语,华、夏同义反复,华即是夏。“中华”又称“中夏”,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华”与“夏”二字在甲骨文中的地位非常崇高。大约从春秋时代起,我国古籍上开始将“华”与“夏”连用,合称“华夏族”。

华夏族是以夏、商、姬、姜四大族氏为主,融合其他一些民族部落而形成,其中,夏、姬、姜皆属古羌系列,商为东夷族。远古时代,西羌、东夷主政中华,西羌占了绝大多数。所以,华夏族主要就是由羌人组成的。

在历史上,羌族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民族之一,曾拥有上千万的人口,涌现出一个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建立了多个全国性和地方性政权,对中国西北、西南乃至华北的开发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早在中华民族带有朦胧色彩的神话时代,羌族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考古发掘的材料来看,在古代羌人聚居的甘青一带,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例如青海的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上孙家寨类型,甘肃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等,与古羌人都可能有直接的关系。[5] 羌人原居甘青地区,是中国最古老的族群之一。羌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许多民族的血管里都流淌着羌人的血液,汉藏尤甚。羌人之所以总是为其他族群输出血液,与羌人主动与被动的不断迁徙,缺乏稳定的生存环境有关;与羌人居住地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缺乏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资源有关。

在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羌”字是惟一用来描述民族或部族名称的字。“羌”在造字法上是个上“羊”下“人”的会意字,《说文·羊部》解释“羌”为“西戎牧羊人也”。这个擅长畜牧的民族,不久就分化出转向农业生产的一支,这一支有了统一的姓氏——“姜”。传说中国农业的始祖炎帝神农氏就姓姜。

据考证,在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他们都是从西北进入中原的羌人部落。《晋语·国语》记载:“昔少典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黄二帝为兄弟,黄帝得姓姬,炎帝得姓姜。姜、羌本一字之分化,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不同表达,甲骨文中亦常互用。姜、羌均像头戴羊角头饰之人,代表以羊为图腾的起源于我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左传·哀公九年》说:“炎帝火师,姜姓其后也。”在甲骨文字中,羌从羊从人,姜从羊从女,两字相通,表示族类与地望用羌,表示女性与姓用姜。

在后来的战争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共同组成“华夏民族”,即习惯所称的“炎黄子孙”。据《史记·五帝本纪》载,五帝中的首位是黄帝,后来的人称黄帝为华夏族的始祖。黄帝之后,最著名的有唐尧虞舜夏禹等人。禹系夏后氏部落之领袖,姒姓,又称夏禹、大禹

正是由于以上的资料,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认为,羌人与夏朝的立国有很大的关系。他在《中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称谓》一文中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6] 他在《羌族史·序》中又下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的大国。”[7] 这即是说,建立中国第一个王朝的夏人,是以古代羌人为主体的;也就是说,羌人对夏朝立国是有贡献的。

二、夏朝立国的前提是羌人治水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大禹是出生于川西北的羌人是学术界的共识。

大禹时期的大洪水是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问题。若干证据显示,这场大洪水确实存在过,因为大多数先秦文献都提到了史前的泛滥成灾的洪水,提到大禹治理洪水并划分九州。

我国古文献中最古老的《尚书·尧典》就讲到史前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还有许多古文献也对那场史前大洪水有记载。例如:

《诗经·商颂·长发》说:“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氾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穀不登,禽兽偪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孟子·滕文公下》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史记·夏本纪》也说:“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

大洪水来了,平原被淹没了,房舍、财产为洪水吞噬,人口和牲畜大量死亡。洪水泛滥,灾民们只有躲上高地,到处漂流。这证明那场洪水的确不小,让先民们陷入空前的灾难中。

    生产力的发展让原始社会的氏族制走到了它的尽头,而此时又遇到了对人类生存危害极大的大洪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让大禹适时出现了,他承担起了治理洪水的责任。是时势造就了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

古代文献中关于大禹治水的资料记载,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例如:

《尚书·益稷》说:“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万邦作乂。’皋陶曰:‘俞!师汝昌言。’”

《尚书·洪范》说:“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

《山海经·海内经》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墨子·兼爱》说:“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派,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蒸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千越与南夷之民。此言语禹之事。”

《孟子·滕文公上》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新书·修政语上》:“大禹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观也。’故环河而导之九牧,凿江而导之九路。洒五湖而定东海。民劳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于民也。”

较之古代文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近年发现的距今2900年的西周燹公盨。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献记录,它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8]

燹公盨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记述了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赋。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岗之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随后,铭文又以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众所周知,大禹治水是在他的父亲鲧治水九年“不成”的情况下被推举出来继续领导对水患治理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父亲都没有能力解决的水患,为什么还要派他的儿子去继续?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鲧—禹家族一定有当时其他人所不具备的治理水患的经验。

--禹家族是一个具有治水经验的部落,这个部落属于古老的羌民族。羌民族发源繁衍于西北高原,地处湟水流域、黄河河曲和洮河、岷江、涪江、嘉陵江的上游。这些地方常有水患发生,为了人畜的安全,他们和水患作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从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水经验,培育了许多治水能人。杨正苞先生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治水安民羌人首功》,论证了羌人在治水方面的天赋。[9] 羌人主要的治水经验,有因势堵截和因势利导两类方法。前者是修筑堋堰、堤坝以拦截或约束河水变害为利之法;后者是通塞畅流以疏泄洪水消除水患之法。治水能人的代表有上古的大禹,古蜀的望帝杜宇、丛帝鳖灵和后来的二郎与李冰,等等。

大禹登上历史舞台很有些特殊,他是在父亲鲧没有完成治水重任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他的登场应该带有“黩罪”的性质。

史记》的《五帝本纪》和《夏本记》都对鲧的治水情况有记载。大洪水来了,需要派得力的人去治理。帝尧召开部族会议,讨论治水的人选, 群臣四岳皆曰鲧可”。一个“皆”字,说出了大家对鲧——当时的一个氏族部落首领的集体认可鲧治理大洪水九年,历史记载他是无功而被“殛鲧于羽山以死”。这其实是个冤案。[10]

许多资料记载说,鲧只懂得堙填之法,而禹治水时采用的是疏导的方法,因此禹成功了,而其父鲧失败了。说鲧“用筑堤防水的方法治水,九年未治平”,他是败于治水这一认识和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并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鲧治水不存在失败,他是失败于部落联盟首领继承人的政治斗争。但是,鲧的失败为禹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使禹治水大获成功。

因为鲧治水九年无功,所以,已经被确定为帝尧接班人的舜不仅是“殛鲧于羽山以死”,还“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11] 这很值得玩味。

其一,鲧治水没有成功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治水没有成功就必须被处死?最蹊跷的是鲧不是被帝尧处死,而是被作为帝尧接班人的舜处死,这其中会不会有因为鲧的声望大,还曾经被酝酿为接班人而“威胁”到舜的地位?

其二,杀了鲧却启用鲧的儿子禹,这当然可以说是没办法,只得起用出于治水世家的禹。杀人父用人子,舜难道不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吗?但是,禹继承父业一方面可以说是他该为父亲“黩罪”,而另一方面却是险象环生,一旦失败了,舜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将禹杀了。

当时的情况应该就是这样,鲧---禹这个部落,善于治水,而且在部落联盟中有很高的威望,当时除了禹,没有人有能力治水,舜不得不控制性地使用禹。禹后来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除了表明他敬业外,也许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想让帝舜抓住他一丝一毫的缺失。如果他治水过程中过家门而入的话,帝舜完全可以因此下诏斥责他“疏于职守”,“为家忘国”,甚至扣上更严重的政治帽子:罔顾圣恩,不体朝廷拳拳爱民之心,为儿女私情而忘君臣大义。大禹后来以俭朴著称,恐怕也与他所处的百般猜忌的政治环境有莫大干连。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2] 即是说,“天”要将重大任务落到某人身上,一定先要苦恼他的心意,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穷困他的身子,他的每一行为总是不能如意,这样,便可以震动他的心意,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能力。大禹登上历史舞台的情况正是如此。

不论是这样还是那样的原因,当时的时势需要将治理大洪水的责任交给大禹。根据《尚书》的记载,鲧被诛杀后,禹审时度势,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 [13] 尽管禹不一定如此奴颜婢膝,在舜的左右总迈着小步行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但在鲧被杀后还能担任要职这一事实至少可说明禹是善于诈谋的。在传统观念中,有一种对伟人的宽容态度,即俗语说的“一好遮百丑”。只视其功,不视其过。

方法不当的因素也好,人事干扰的因素也罢,鲧的治水毕竟没有成功,说他是失败也好,半途而废也好,总之是没有成功。鲧治水没有成功,大洪水对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威胁就继续存在,治水工作就还得继续进行。禹接受了继续治水的任命,开始了他父亲的未竟事业,主持了对大洪水的治理。当然,禹的性格、禹的能力,使他获得的是与他父亲完全不同的结局。

禹联合了共工氏和伯益、后稷等许多部落,继续向洪水展开大规模的斗争。过去人们多认为大禹治水是疏通河道,其父鲧治水是拦截洪水,所以说大禹是吸取了他父亲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改变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

禹承继了鲧的治水大业后,在紧紧抓住治水这个“主业”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做好了四点:一是能够勤勉,一门心思扑在治水上,在外十三年,偶尔从家门口经过都不进去;二是注重俭朴,穿戴简简单单,虔诚孝敬鬼神;三是联系群众,保证他们的生活,做好稳定工作;四是重点投入,住的房子能对付就对付了,把省下的钱投入到治水上。凭此四点,再加上大洪水也进入了它的后期,大禹采取的又是正确的治水方针,当然就能获得成功。

史书记载说,大禹不仅聪明能干,更为可贵的是,他富于牺牲精神,勤苦耐劳,为天下人谋利益。治水工作艰苦而繁忙,他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离家去参加治水。作为一个部落首领,他“身执耒锸,以为民先”,[14] 亲自指挥和带领大家劳动。他经常光着双脚下水干活,风吹日晒,栉风沐雨,腿上的毛都磨光了,脸孔也变黑了。他就这样“劳身焦思”,辛辛苦苦地干了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

为了掌握下游地区的地形情况以泻洪水,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15] 带着测量工具,到各处勘察地形,测量水势。在此基础上,他带领百姓,“疏川导滞”,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洪水和积涝得以回归河槽,流入大海。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16] 于是,人们纷纷从高地下来,回到平原上。接着,禹又带领人们开凿沟渠,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化水害为水利,在黄河两岸的平原上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诗经·大雅·韩奕》歌颂禹的功绩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说他平治了水灾,把梁山之野开辟为良田。

对大禹治水之事记述最为详细的还是要数司马迁。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心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册行乘撵。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

大禹还有一项可以与治水相提并论的伟大创举。这就是在治水过程中,大禹将全国的行政区域划为九州,对每个州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对每个州的治水情况、物产、贡赋以及交通情况,都作了详细的记录。治水结束后,大禹将这些记录整理后呈交给舜帝。这是大禹13年治水工作的真实情况报告和全面总结,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作总结。后人将大禹呈交的这份治水工作总结报告称为《禹贡》。[17]

三、羌人大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

大禹平定了洪水,“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18] 这种自我献身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功绩,为后人所仰慕与向往。禹“征三苗”、“伐共工”等征战的故事,连极力主张“非战”、“非攻”的墨家也加以称道:“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19] 荀子称禹伐共工为“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20] 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交融与统一,形成了后代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

尧舜时,按照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部落联盟最高首领的产生,必须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由众多的部落首领代表氏族成员共同推举才能确立,这就使我国原始社会后期一度相当盛行的民主选举首领的禅让制。禅让制的基本原则是选贤举能。从尧到舜,禅让制至少表面上还在发生作用。但企图凭借强权和实力,变禅让为世袭的斗争在这一时期也愈演愈烈。

《竹书纪年》有“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的记载。韩非子更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21] 这些主要表明强力的决定性作用,也表明后代推翻前代,才有了社会的发展,国家概念的形成,以及真正国家形式的建立。

大禹在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之后,博得诸夏首领的拥戴,他的威望,他的权力,使他可以顺理成章地建立国家了。

据《尚书·禹谟》,舜帝在推荐大禹继承帝位时,曾对禹高度评价:洪水来警告我们的失误,你恪守信用,说到做到,完成了治水大业,显示了你的贤能;你为天下的利益不辞劳苦,生活俭朴而不自满,不浮夸,这也是你的贤能。由于你不夸耀自己的才能,因此天下人都不会与你争能;你不夸耀自己的功绩,因此天下人也不会与你争锋。你有大功大德,应该由你来继承帝位。

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对大禹品德也是赞赏有加,称其“为人敏给克勤,其惠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22] 就是说大禹这个人为人敏给,克勤克俭,品德高尚,仁爱可亲,诚实可信;声音符合钟律,身长体重都可以作为度量标准。勇于进取,威仪庄敬。总理要务,有条不紊。

大禹当政后,确实有不俗的表现。夏代的史书《鬻子》上记载:“大禹悬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大禹以那个时代的特有方式,广纳群言,了解民情及政弊,成为历史佳话,同时也为历代君主做出了表率。

宋代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卷二》记述了大禹自律戒酒以防贻误国事的故事:“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大禹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戒酒第一人。大禹认识到:酒是好东西,“饮而甘之”;但是,一旦被酒诱惑成癖而不能自拔,必导致荒弛政务,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疏仪狄,绝旨酒”,告诉仪狄,不要再进贡酒了。大禹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非常不容易。

大禹还有一个“下车泣罪”的美谈。刘向《说苑·君道》载:“大禹巡狩,见罪人,下车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王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这个历史典故,说明大禹是个勇于自责的人,尤其是“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一段话,很是令人深思:唐尧虞舜时代的人,能够把唐尧虞舜的思想感情作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并认真去体验实行;我做君王时,百姓们都把他们自己的主观意愿作为他们的行事准则,各行其是,因此我感到内心伤痛,这说明我做的不如唐尧虞舜啊!这种自责、自我鞭策,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种美德,也仍然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

与舜帝不同,大禹是在经过了一番忍辱负重的磨炼才获得联盟首领之位的。禹父鲧因治水失败给舜以口实而被诛,禹袭其部落首领位继续受命治水,实含有戴罪立功的意味,所以,禹在治水过程中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司马迁说他“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以至“过家门不敢入”,[23] 实在是当时情形的绝妙写照。

不过,禹生恰逢时,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两个契机都让他碰上并抓住了。

第一个契机便是治水的成功,它对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至少有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在集中筹划、统一安排的治水过程中,部落联盟机构为适应这需要,迅速形成和强化了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而这一点,恰恰正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和重要职能之一。正是在这种维护共同利益,执行社会职能的基础上,部落联盟机构开始演变为国家权力。二是治水的成功,使得“钟水丰物”和“尽力乎沟洫”成为现实,这就为行将到来的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在中国或古埃及之类国家里,如果没有那些构造极其复杂,规模极其宏大的水利工程来调节大河巨川的洪水,防止泛滥,灌溉耕地的话,文明生活就不可能。”[24] 三是由于治水成功的丰功伟业,禹在人们心目中树立崇高的威信,由此而因祸得福,堂而皇之地获得了联盟首领地位。

第二个契机就是对三苗战争的胜利。对三苗的战争,在尧舜时便已多有发生,舜甚至“南征三苗,道死苍梧”,[25] 可见三苗危害之甚。禹征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26] 大获全胜而归,其显赫的战功以及对军队的掌控,更是把他推到权力和威望无以复加的高蜂。此时的禹已今非昔比,判若两人。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禹利用手中权势,建立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家天下”,当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乃预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按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舜帝活了一百岁。按舜帝活了一百年计算,他是在禅位十七年后去世的,那么他禅位于大禹的时候应当是八十三岁。而按照《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的记载,舜帝荐禹于天,是在舜帝六十四岁、舜即帝位十四年的时候。《竹书纪年》载:十四年,卿云见……乃荐禹于天,使行天子事……三十二年,帝命夏后总师,遂陟方岳。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从《竹书纪年》的记载看,舜帝64岁时,就已经荐禹于天,要大禹代理国家政务。舜帝即位32年、亦即舜帝82岁时,将军事指挥权移交给大禹,自己则陟方岳,也就是巡狩(游猎)去了。实际上,这时候的舜帝已经将所有的国家大权统统移交给了大禹,出走到方国去了。

    在舜帝移交部落联盟领导权以后的第二年,即舜帝83岁的时候,大禹正式受命摄行虞国之政。《竹书纪年·帝舜有虞氏》载: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尚书·大禹谟》载: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大禹摄政后,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强化个人的权力。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由皋陶出面,对反对大禹的人进行镇压。《史记·五帝本纪》载:皋陶于是敬畏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则,效法的意思。《诗·小雅·鹿鸣》:君子是则是效。”“皆则禹,都效法禹,都以禹为榜样,以禹的话为准则。不如言,刑从之。如果不听大禹的话,不按照大禹的话去做,就要诉诸法律,施以刑罚,甚至杀头。这样,就把是否拥护大禹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上,以法律为武器来维护大禹的地位与权力。有了这样的强硬措施,谁还能说禹一个字?谁愿意因为不听从大禹的话而引来杀身之祸!

舜帝100岁时,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崩葬于南方的九疑山。舜帝逝世后,大禹按照当时的规矩,为舜帝守孝三年。同时,大禹仿效舜帝避丹朱于南河的做法,避舜子商均(因舜子义均封于商,后人称之为商均)于阳城(今河南登封)。[27] 但是,这时候的大禹,其势力已经非常强大。当年舜避居南,朝廷大臣和天下诸侯都去朝舜而不朝丹朱,打官司的人都找舜而不去找丹朱。这时大禹的情况与舜当年的情况完全一样。《史记·夏本纪》载: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也就是四方拥护大禹的诸侯和氏族部落酋长们,都不去朝见商均,而去朝见大禹,表示愿意拥戴大禹继承帝位。在这种情况下,大禹顺利地实现了帝位的继承。三年守孝期满以后,“禹于是遂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大禹正式登上天子之位,定国号为“夏”——中国第一个体现阶级差别的国家政权正式产生了。

王朝是以来自于黄帝之姓,也就是羌人之姒姓为主体的多部族国家。这是因为夏王朝刚刚脱胎于原始社会,到处还存在着血缘氏族制的遗迹。《史记·夏本纪》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据此推断,这12个姒姓族连同一些异姓族(如昆吾氏、皋陶氏、豕韦氏等)共同构成夏后氏为主体的夏王朝国家政权,但互相之间仍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其中11个姒姓族与夏后氏中央王室既存在着血缘上的宗法关系,又存在着政治上的分封关系和经济上的贡纳关系,从而与中央王室密切连系在一起,成为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也是当时经济比较发达并在中原地区率先进入阶级社会的一个地区。 

按照国家花费巨资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这一年是公元前2070年。[28] 之所以能够这样精确地推断出四千多年前的时间,是因为羌人为夏朝立国还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历法。

四、羌人为夏朝立国提供了《夏小正》

国家的建立需要经济的支撑。在古代,作为国家经济支撑的主要是农业。最早从西北进入中原的那部分羌人,也是最早从牧业转为农业的华夏族人。任乃强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说:“羌族是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民族。”[29] 农业的发展,必须依赖比较先进的历法,而中国最古老、又比较先进的历法,就是羌人发明的,至今还在沿用的夏历,也就是《夏小正》。

相传曾“颁夏时于邦国”。[30] 就是说,夏朝建立后,无论是进行政治、军事活动,还是进行农事、礼仪活动,都需要有一部统一的历法,在这种情况下,大禹于是及时向各部落颁布了新的历法,这就是《夏小正》,也称夏历。

所谓夏历,就是传说是夏代创立的历法,原历法的详细规则已遗失,现只从一些古籍上了解一些内容:采用冬至之月为子月作历算一岁开始,历法年则采用以建寅月开始,即寅正(后来叫做夏正),其大致是采用整数366天为一岁,用减差法和正闰余,来调整时差。夏历的大致情况就记载在相传是夏代遗书的《夏小正》中。

夏历按照十二个月的顺序,分别记述了每个月中的星象、气象、物象以及所应从事的田猎、农事和政事等项活动,对农业生产非常方便,因而又叫农历。

古人认为夏历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历法,所以,《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在回答为邦之道时,首先提出要“行夏之时”。《礼记·礼运》记孔子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曰:“得夏四时之书也,其存者有《夏小正》。”《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关于《夏小正》是不是夏代遗书虽然难以确证,但是留传下来的“夏时”资料成为编撰《夏小正》底本,确是可能的。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夏小正》篇最古”,“《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这也是后人相信《夏小正》比较古老、真实的理由所在。

从《夏小正》内容分析,它与《尧典》《·七月》《礼记·月令》有历法内容的这些古代典籍相比较,不难看出《夏小正》时代正处于从“观象授时”到历法草创阶段,世掌天地四时之官的羲、和氏用肉眼观测容易见到的参、大火、北斗、织布等星象于日出日落后的这一段时间内在天空中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和季节,再参照气象、自然景物和物象来制定历法。可以确定,《夏小正》是我国第一部历书,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它是按十二月顺序,讲细地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和与之相应发生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先民对时令气候的认识。

夏历、《夏小正》于羌人有关,早已为学者所认识。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写道:羌人“岁时不用官历,知岁时者为端公,如辰年则画十二龙,或卧或行,因形而推之,它像亦然。……推算日月蚀及甲子建除,毫厘不差。大率以十月为一岁。[31]

羌族著名学者杨光成在《西羌壮歌》中提出:古羌人创造了太阳历,就是十月历,此历就是最初的《夏小正》。他说:“古羌人创造的太阳历,是在创制古羌文字之后对人类文明建设的又一伟大创举。相传,羌族释比(经师)始祖阿爸锡拉根据太阳日照和四季变化,农作物的四时代谢,以及洞壁上光照部位的变化,测定出一年为365天,10个月,每月为36天,余下5天为祭天日和年节。故今羌人仍是十月过羌年。古羌人首创的太阳历成为夏代的《夏小正》的历书。”[32]

古羌人之所以首创太阳历,是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有关的。作为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民族,古羌人根据日照变化、星座和月相变化周期编订历法,在从事农耕种植中逐渐认识了四时代谢,认识了农作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悟出了农时周期。以农时周期与星座、月相、日照长短订出了四季变化,时、日、月、年的数记,根据人们的逐步认识自然时季的特定规律不断完善了历法。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立国使中国从此从传说时代进入了文明时代,意义非常重大。根据以上的分析,说羌人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关系,或者说有突出是贡献,当不是虚言。

 

注释:

[1] 于省吾:《释中国》,见《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 张冠生:《田野里的大师——费孝通社会调查纪实》,海豚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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