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李殿元教授的“成都”得名研究
（刊于《文史杂志》2016年第1期）
杨铭
摘要：最近，李殿元教授连续刊发“五论”系列文章，认为“成都”之名是在秦灭蜀之后，是由征服者所取的名称，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军事上和征服者的心理上。此论点有理有据，颇有新意，很有说服力，可备一说。
关键词：李殿元 “成都”得名 学术争鸣
1980年，任乃强先生读到温少峰先生的《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后，忍不住提笔撰写了《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均见《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1期）。近日，我读到好友、著名巴蜀文化学者李殿元先生关于新解“成都”得名的系列文章后，也忍不住要效仿先贤，为他的新论点个“赞”。
李殿元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他以自己对故乡深厚情感和文史作者的深厚功力，连续著文，先后发表在《成都大学学报》《文史杂志》《兰台世界》《成都晚报》《成都理工大学学报》上，并在成都文化馆“成都故事·百家谈”举行讲座，对“成都”这个名称的来历提出了全新的认识。
“成都”这个名称究竟是因何而来的？古今学者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据李殿元教授说，他是发现宋人乐史解释“成都”之名的引文错误，按六划在《说文解字》中找不到“成”字，必须是七划，发现“成”字在古代的释义与今天有差异后，下决心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
最早对“成都”二字作出解释的是宋人乐史，他在《太平寰宇记》中说：“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这种说法是古籍中仅有对“成都”二字由来原因的解释，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是，乐史的说法中有两个明显的错误：其一，“成都”不是“汉旧县”；第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太王“踰梁山”，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如此，乐史的引证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结论又怎么能够成立呢？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术活跃，对“成都”得名的原因，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观念的见解。这些见解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之前（后）？，“成都”本不是对成都这个城市名称的“发明”，远在有成都这个城市之前，就存在“成都”这两个字，或者说有这个词了。
综观“成都”得名的诸种见解，李殿元教授认为，作者们体现得更多的是浓厚的古蜀文化人文情愫，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这些见解所使用的资料都不是很可靠，或是言及之事与“成都”无关，或是后人对前人说法的推测分析，还有就是想当然的猜测。这其中固然也有难以廓清的原因，毕竟古蜀国的历史和文化实在是太久远了，而且，因为种种缘故，它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被中原文化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李殿元教授认为，“成都”得名不是在秦灭蜀之前而是在秦灭蜀之后，这个名称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军事上和征服者的心理上。《史记》说：秦惠王“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即是说，在公元前316年的秋天，秦军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古蜀国。之后置郡县，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推行秦文化，结束了割据状态。“成都”这个名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征服者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必然要驻扎军队，建立管理机构，这就需要城垣了，所以秦征服古蜀国后，不仅新设立了成都县，还开始了新建城市，“成都县”和“成都城”就是在秦征服古蜀国后才有的。公元前311年，秦在古蜀地置成都县并令“（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张仪修成都城时很不容易，因为当地低洼潮湿，土质松软，需要取土填埋，故而屡筑屡颓，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应地形而宜，立基础于高亢之处。结果不得已而为之，造成了成都城不仅分为大小城，而且城墙南北不正，非方非圆，曲缩如一个乌龟，故而成都古代还被称为“龟城”。这就间接证明，在此之前，是不可能有“成都”一名的。
李殿元教授进一步阐述，作为征服者的秦国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禁用了蜀文字，又怎么可能让带有若干古蜀文化因素的文字或字音，作为他们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的名称呢？所以，作为征服者的秦国，为新设立的“县”和新建立的“城”取名“成都”，这个名称就一定是以秦文化因素为主要表征的。
“成都”这个名称的“都”字很好理解，就是大的邑，即城市。而“成”字则是这个名称的关键，它体现的应该是秦文化也就是后来的中原文化的代言人的心理认同，是征服者心理满足的直接表现。“成”字的含义较多，权威的《辞源》对此有详细的解释，其中有“平服、平定”之义。根据《甲骨文字典》、《象形字典》，“成”字的来源和含义是：甲骨文“成”字是由戌、大刀、战具和囗、城邑所组成，戌在城上，表示武力征服。古代的“成”字不是六划而是七划，是由“丁”和“戈”组成的，表示军事的意思很明显。“成”字作为动词的本义，一是武力征服，称霸一方；二是停战和解，媾和；三是调和，调解；四是结束，实现，达到。这样看来，“成都”这个名称的得来就是因为“成”字的军事内涵，它与秦国征服古蜀国的军事战略活动大有关系，总之“成都”一名体现了秦对古蜀军事战略的最终成果。
有统一天下之志的秦国为什么在它的统一活动中首先用兵古蜀？《史记》《战国策》和《华阳国志》中都说，秦攻占巴、蜀，是因为其地一是“富饶”，可解决“军用”；二是可“浮大舶船以东向楚”而“得楚”，都是从军事考虑的大战略。秦国的这一军事战略在占领蜀和巴之后是得到了实现的，《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赧王……七年，封子惲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所以，秦征服古蜀以及在征服后所采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甚至包括修建都江堰，也是为了“行舟”，“有余”才“溉浸”，都主要是为其军事战略而服务的。那么，他们所建造的作为他们在蜀地统治中心的城市和为这个城市的取名，又怎么可能没有军事的意义在其中呢？要说“取名‘成都’，是取成功、成就、完成的意义”，这恰恰符合征服者——秦国的意图！正因为如此，“成都”这个名称在战国后期也就是在秦征服古蜀国后，大量出现并在兵器、竹简上留下了实物证据。
总之，我认为李殿元教授关于“成都”得名的见解颇有新意，可备一说，有推动学术争鸣、学术进步之功，值得为之点“赞”！
附李殿元教授“成都”得名研究之五论：
《论秦征服古蜀与“成都”得名》《成都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再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文史杂志》2014年第5期；
《论“成都”得名研究中古蜀情结与秦文化的纠结——三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文史杂志》2015年第2期；
《从“郫”、“临邛”之名证“成都”得名——四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兰台世界》2015年第2期；
《“成都”这个名到底怎么来的？（上）》《成都晚报》2015年9月25日；
《“成都”这个名到底怎么来的？（下）》《成都晚报》2015年10月9日；
《从三星堆发现大古城论何时有“成都”——五论“成都”得名是在秦灭蜀后》，刊于《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年第3期。
作者：杨铭，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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