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成都“土著”扬雄是学问的象征 |
《成都晚报》2016年1月29日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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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殿元 《史记》与成都（外篇） 编者按： 上期提到“史上最早点赞《史记》的是我们成都人扬雄”。但扬雄是谁？或许还有太多的成都人不知道他。在文学成就上，扬雄与司马相如齐名，世称“扬马”，但在民间，扬雄就很少有人知道了。其实，出身郫县，作为汉赋巨匠、学问大家的扬雄，在文学及文学批评史上有深远的影响，堪称成都骄傲。所以，在“《史记》与成都”系列后，专开这个“外篇”，说说这个曾为后世评价《史记》定下基调，理应被成都人记住的汉代大家。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友爱镇）人。少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以文见召，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 1 沉迷于赋后又轻蔑于赋的汉赋大家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这种认识对后世关于赋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影响。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在散文方面，扬雄称得上是位模仿大师。如他模拟《易经》作《太玄》，模拟《论语》作《法言》等。后来扬雄主张一切言论应以“五经”为准，以为“辞赋非贤人君子赋之正”，鄙薄辞赋，转而研究玄学。如在《法言》中，他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著作为典范，这对刘勰的《文心雕龙》颇有影响。扬雄还著有语言学著作《方言》，是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 。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5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校注有《扬雄集校注》。 2 成语“载酒问字”隐藏着扬雄的学问 现在的人有时还用一个成语“载酒问字”。“载酒”就是拿车拉着酒。本来，“载酒”与“问字”两事没有直接的关联，它俩怎么连到一块儿了呢？这其中有个故事。 扬雄广览博读，通晓古今，几乎没有什么书是他没念过的，还写得一手好辞赋。按照他自己的评论，他写的辞赋，可以和司马相如，甚至屈原相提并论，说不定连这两个人写的辞赋都不如他。可见，扬雄是有点狂妄，但他的确有才华，同时代人都说，扬雄是少有的才子。 不过，扬雄也有一点缺陷。别看他会写辞赋，落笔成词，但是不善言谈，他有点口吃，也就是结巴嘴。本来他是蜀中成都人，说话有四川口音，再加上是一个结巴嘴，半天磕巴不出几个字来。如果你要跟他详细谈点什么，让他说话，那就坏了，底下听他讲话的人都跟着着急。 扬雄曾在王莽时当过官，据说不久就因病辞职了。他本来就为人清高，不做官之后家里没钱，非常贫困。可是他还有个毛病，就是爱喝酒，天天离不了酒，老是处于半醒半醉的状态。由于家里非常贫困，不能天天喝酒。有人知道这事后，索性用车载着酒来向他求教。前面已经说过他的辞赋写得好，其实他还写过一部书叫《法言》，意在模仿孔子，还写过一本书叫《太玄经》，模仿《易经》，可见他不光文才好，还是一个思想家。因此大家经常想向他求教，作为求教的礼物，就拉着酒来，这就是“载酒”的由来。 那么，为什么说“问字”呢？原来扬雄对文字学颇有研究。本来要多读古书，那时候就得多认识古时候的字，诸如金文、篆书之类。有人就专门向他学文字学，这就是“问字”。于是“载酒、问字”这两件事，就这么合到一起，成了一条成语。 “载酒问字”这条成语，在今天，既可以指一个人有学问,常有人登门求教，也可以指一个人拜师求学，勤学好问。可以说，扬雄是当时学问的象征。 3 成语“扬雄投阁” 记载了文人当官的悲摧 作为西汉时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扬雄由于学识渊博，汉成帝时被任命为给事黄门郎。王莽篡汉建立所谓“新”朝时，他被任命为大夫，在天禄阁校勘国家收藏的图书典籍。 不久，王莽因自己是根据流传的符命夺取西汉政权的，因此想从此禁绝符命，以防止别人利用符命来反对自己。恰在这时，大臣甄丰的儿子甄寻和刘歆的儿子刘棻又上书献符命。王莽便来个杀一儆百，下令把甄丰、甄寻杀了，将刘棻发配边疆充军。同时，王莽下令说：“凡是和甄丰父子及刘棻有牵连的人，刑部可以直接将他们逮捕归案，不必向我禀报。” 于是，刑部立即派出大批捕头到处捕人，一时间弄得整个京城人心惶惶，和甄、刘关系密切或和他们有过交往的人，人人自危，担心突遭逮捕。扬雄身为大夫，跟甄丰父子及刘棻都十分相熟，刘棻还跟扬雄学习过古文字。扬雄听到王莽的命令，心中惴惴不安。一天，他正在天禄阁校勘书籍，刑部的捕头突然来到。扬雄听到手下的禀告，自认为这次难逃一死，于是，他奔到窗口，打开窗，纵身一跃，从数丈高的天禄阁上往下跳去，希冀一死。谁知跌得巧，扬雄非但没死，伤势也不很严重。刑部便把扬雄收入狱中。 不久，王莽得知扬雄投阁之事，找刑部官员询问，了解到扬雄其实和案子没有关系，说：“扬雄这个书呆子，白白从阁上跳下，吃了不少苦头，你们将他放了，让他回天禄阁校书去！”于是，刑部释放了扬雄，扬雄总算逃过一劫。 后来，“扬雄投阁”这一典故，用来形容文人无故受到牵连，遭受无妄之灾。 4 何处寻觅“西蜀子云亭” 史载扬雄字“子云”。因他出身贫寒，而成就极高，故唐代文豪刘禹锡在名扬天下的《陋室铭》中论证茅屋、草亭同样能孕育出公卿贤士，体现孔子的“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的思想时，顺手拈来了诸葛亮、扬雄二人作为例证，写下了“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一千古名句。 《汉书·扬雄传》只言子云住宅“处于岷山之阳”，时人称为“子云宅”，因向他求学、问字者极多，故时人又称其居为“问字宅”。“宅”与“亭”含义并不一样。那么，“子云宅”为何被变为“子云亭”了呢？ 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刘禹锡所说的“子云亭”，其实就是“子云宅”，就是指的扬雄的故里故宅。刘禹锡是为了让《陋室铭》中的句子押韵，有意将“宅”改为“亭”的。 自刘禹锡《陋室铭》一出，流传海内外，“子云亭”这一称呼也不径而走。郫县人因地处扬雄故里而自豪，也将“问字宅”改为“问字亭”。又因扬雄曾作过《太玄》，影响很大，故又有人称其宅为“草玄亭”。清朝时，为避“圣祖”玄烨讳，改“玄”为“元”，又称为“草元亭”。 但《陋室铭》名声太大，蜀中于是“子云亭”林立，凡是扬雄曾涉足过的地方，纷纷修建“子云亭”，其中较有名的有成都、犍为、剑阁、绵阳、郫县等地。然而，哪里才是真正的“西蜀子云亭”呢？ 《四川历史人物名胜词典》认为是绵阳西山“子云亭”。它也是目前仅存的一座“子云亭”，建于唐宋。相传扬雄入京时曾在绵阳西山上读过书，故后世在这里建“子云亭”以纪念。从亭下右侧宋代刻的扬雄画像来看，绵阳“子云亭”在宋以前就有了，现在也留有后世的诸多笔墨遗迹。亭侧还有洗墨池和唐宋道教摩崖石刻造像。 《少城文史资料》认为“子云亭”当在成都，就在青龙街的原成都十三中内，依据是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读易堂记》等。晚唐人郑暐撰《蜀记》即说扬雄宅邸是在秦大城内唐节度署西北二里二百八十步，其方位即在现在的青龙街。 《中国名胜词典》认为“子云亭”当在郫县。郫县“子云亭”因几经迁徙兴废，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据《郫县志》记载：旧亭在县西里许。明成化年间（1465-1572），蜀府曾建堂三间，曰“子云书院”。隆庆年间（1567-1572），四川按察使郭子章又在郫县的扬雄坟墓处重建“子云亭”。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郫县县令边祚游又在扬雄坟墓北边拜台处注建“子云亭”，并“缭以城垣，绕以曲池，树以花卉”。 以上三处“子云亭”，都有所本，何处应为真正的“子云亭”呢？ 既为“西蜀子云亭”，必应从“西蜀”二字去理解。若从地理位置看：绵阳虽在蜀，但不在西蜀；成都虽在川西，且是西蜀之首府，但郫县更在成都之西，有扬雄墓为证的扬雄故里更在郫县的西边。由于郫县在历史上一直为成都的属县，故郫县“子云亭”或以县概之，或以成都概之，或以西蜀概之，均是可以的。因而，“西蜀子云亭”应当指的是郫县“子云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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