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代的天文知识和历法
（刊于《文史杂志》2016年第3期）
摘要：四千年前的夏代，在天文知识和历法方面是非常进步的。在先秦典籍中，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学者关于夏代天文知识、历法的记载。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就在中国，被称作“书经日食”、“仲康日食”。据现代天文方法推算，这次日食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先于公元前1063年7月26日于巴比伦南部的日食记录。现在民间所使用的“阴历”，虽然完善于汉代，却创始于夏代。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述天象和物候的著作《夏小正》，相传也产生于夏代。
关键词：夏代 日食记载 夏历 夏小正 羌人历法
虽然中国在1912年就正式使用了公历（格里历），但是并没有废弃民间所称的“阴历”。阴历，又称农历、夏历、旧历、汉历、老历，是中国传统历法之一。虽然这种历法完善于汉代，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它创始于夏代。也就是说，四千年前的夏代，在天文知识和历法方面，已经是非常进步的了。
一、先秦典籍中关于夏代天文知识、历法的记载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夏代文献，除了其真伪有极大争论的《尚书》中的9篇“虞夏书”，大概就没有了。虽然夏代文献早已遗失，但是，在先秦典籍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学者关于夏代天文知识、历法的记载。例如：
《尚书·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候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候承王命据徂征，告于众曰：……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左传·昭公十七年》：“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左传·昭公十七年》：“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
《国语·周语中》：“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
《大戴礼记·夏小正第四十七》：“正月：启蛰。言始发蛰也。雁北乡。先言雁而后言乡者，何也？见雁而后数其乡也。乡者，何也？乡其居也，雁以北方为居。何以谓之居？生且长焉尔。‘九月遰鸿雁’，先言遰而后言鸿雁，何也？见遰而后数之，则鸿雁也。何不谓南乡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谓南乡。记鸿雁之遰也，如不记其乡，何也？曰：鸿不必当小正之遰者也……”
《小戴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
……
对以上记载的研究，可以知道夏代在天文知识和历法方面对人类有非常突出的贡献。
二、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观察和记载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观察和记载。这里的“瞽”是乐官，“啬夫”是掌管钱币的官，“庶人”即百姓。瞽吏击鼓，啬夫庶民惊慌失措，到处奔走是因为什么？
根据《尚书·胤征》的记载：夏朝的第四位君王仲康时代，国势刚从前朝太康时代的动乱中恢复过来，朝廷内外很有些“中兴”的气象。这年的金秋季节的一天中午，人们突然发现，原本高悬在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阳，光线在一点点减弱，仿佛有个黑黑的怪物在一点点地把太阳吞吃掉——这就是俗语“天狗吃太阳”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凶险天象，人们惊恐万状，急忙聚集起来敲盆打锣，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天狗吓走。
对这一天象最为恐惧的还是朝廷和君王，因为“天狗吃太阳”预示着国家将有灾难发生，可能会危及帝王的地位或生命。那时，朝廷已经形成一套“救日”仪式，每当发生这种事情时，监视天象的天文官羲和要在第一时间观测到，然后立刻以最快的速度上报朝廷，随后君王马上率领众臣到殿前设坛，焚香祈祷，向上天贡献钱币以把太阳重新召回。可这次，时间过去了好久，大家眼看着太阳一点点消失，无尽的黑夜就要笼罩大地了，文武百官和君王仲康都已聚到宫殿前了，却独不见羲和的身影。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护时间，君王仲康顾不得多想，连忙主持开始了救护之礼。殿内殿外一片忙乱，宫中乐官急急忙忙敲响了救日的鼓声，主管钱币之官匆匆赶往钱库去取钱，其他官员也慌慌张张跑来跑去安排仪式。这时，天色越来越暗，突然，天地一下子陷入黑夜，几步之内难辨人影，太阳被天狗彻底吞吃了。君王仲康率众官跪倒在地，一遍遍地乞求上天宽恕。这一瞬间，人人心中都十分恐惧，心想因为没有及时救护，太阳可能永远不出来了，大夏王朝的末日到了。
不知过了多久，就在人们感到彻底绝望时，太阳的西边缘露出了一点亮光，大地也逐渐明亮起来，日盘露出得越来越多，天狗终于把太阳吐出来了！君王仲康和文武百官这才舒了一口气。“救日”成功，“天狗吃太阳”终于结束。君王仲康大帝此时才发现，天文官羲和到现在也没露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身负重任的羲和居然不见人影，仲康十分恼火，立刻派人去寻找。几个差役赶到清台（当时的天文观测台），好不容易在清台旁守夜的小屋里找到了羲和。这位重任在肩的天文官居然在呼呼大睡，经询问，才知道羲和昨天喝了一夜的酒，此刻仍然烂醉如泥，差役们不敢耽搁，架起羲和塞进车子，把他送进宫中。到了殿上，跪倒在仲康面前，羲和还是混混沌沌，不知几分人事。仲康问明情况，才知原来是羲和酗酒误事，顿时大怒，立刻下令将羲和推出斩了首。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虽然没有“日食”二字。这则日食记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被称作“书经日食”、“仲康日食”。据现代天文方法推算，这次日食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先于公元前1063年7月26日于巴比伦南部的日食记录）。[1] 这次日食发生在中午，全食带恰好穿过中原地区。由于当时的人们没有天体运行的科学知识，所以吓得人们惊慌失措。可是当时解释这种现象时，说是“辰不集于（安于）房”而造成的。“房”是二十八宿之一，亦即东方青龙七宿之第四宿。当时是否已有二十八宿的概念，还不清楚。但是从知道“房”宿的情况看，那时的人们，已经把天体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来进行观察了。
关于这次日食观察和记载的可信度，历来有争议。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胤征》是不是伪书。例如：何幼琦 《“仲康日食”辨伪》、[2] 刘云枫《关于<公天下>的另一种声音》[3] 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认为：《尚书》是真假参半的古籍。最近的研究是，清华大学通过清华竹简证实，宋代以及清代学者所认定的伪作的确是存在的。
《尚书》的真伪、聚散，虽然极其复杂曲折，但是，清华简并不能证明《胤征》为伪书。诚如《<尚书>传本真伪之争新论》所言：“‘清华简’也只能作为《尚书》历史、真伪等问题的研究参考，还不能简单地作为衡量标准。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思路，‘清华简’属于“来路不明”。真要这样较真，哪里还有中国远古文化呢？”[4] 清华简《尹诰》即《咸有一德》、清华简《傅说之命》与东晋时梅赜所献的孔传本古文《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傅说之命》内容不同。这仅仅可以证明《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傅说之命》是伪书，或者是另有版本，但这与《胤征》无关。况且虽然清华简与《古文尚书》同名著作文字不同，但它们之间存在紧密的意义关联，故即使是《古文尚书》的《咸有一德》《傅说之命》也并非全伪。
而且，据杨伯峻先生的研究，同样记载有“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的《左传》，成于前403年至前389年之间，比孔安国的《尚书》传世早200余年，[5] 不太可能受到后来流行《尚书》的影响。
所以，学术界大多认为《胤征》所记的这次历史事件是真的。正因为如此，20世纪末，在中国政府支持下开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项目，此项目中正有“《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这个专题。[6] 负责的专家有历史学家李学勤、天文学家吴守贤和刘次沅。显然这是把《胤征》视作信史的。
三、夏历与流传到今天的《夏小正》
从记载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这一事件说明，夏代已经非常注意天体运行的观察了。其原因，一是了解日、月的运行规律，制定尽可能精密的历法以满足农业社会从事农耕的需要；二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天人合一”观念，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有人格的神，天帝支配着人间，经常通过星象上的变化给人间以预兆和警告。因此，各代朝廷都不仅有庞大的司天机构日夜监视天象变化，而且产生了许多部历法。
历法之所以产生，是古人为了掌握“农时”，长期观察天文运行的结果。上古时期，根据不同的农业牧业生产情况需要，分别产生过太阳历法和太阴历法。据统计，在中国历史上共产生过102部历法，这些历法对中国文化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夏历、商历、周历、西汉太初历、隋皇极历、唐大衍历等，有的历法虽然没有正式使用过，但对养生、医学、思想学术、天文、数学等有所作用，如西汉末期的三统历和隋朝的皇极历法等。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使用的历法与纪年均采用阴阳干支三合历。据出土的甲骨文和古代中国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阴阳合一的“农历”作为中国传统历法，至少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普遍使用了。说这一历法产生于夏代当不是虚言。《论语》明确记载，颜渊向孔子请教只有真理国家，孔子的回答首先就是“行夏之时”，[7] 就是说要使用夏朝的历法。可见，夏历是有很大优越性的。
中国古人创造的这种历法不仅有阴历的成份，也有阳历的成份，它把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则合为一体，准确巧妙，作出了两者对农业影响的终结，所以它比纯粹的阴历或西方普遍利用的阳历实用方便。至今几乎全世界所有华人及朝鲜、韩国和越南及早期的日本等国家，仍使用这种历法来推算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节日。
夏朝的历法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当时已能依据北斗星旋转斗柄所指的方位来确定月份，夏历就是以斗柄指在正东偏北所谓“建寅”之月为岁首。夏历与殷历、周历，秦历的不同，主要就在于以哪个月为正（作为一年之始）。夏历用的自然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与今汉历即农历正月相同）、殷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历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秦历以亥月为正月（农历十月）。这也就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说“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的源由，末了加一句“夏数得天”，这是说特定天象大火星黄昏中天时，夏历为三月；“夏数得天”是说夏朝的历数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所以孔子主张“行夏之时”。夏代的历法是最好的啊！所以，汉武帝时代虽然制定了《太初历》并且使用至今，但是，《太初历》为方便于农业生产，采用的是“夏正”，也就是说它是吸收了夏代历法的优点而制定的，这也是现在历法被称为“夏历”的原因之一。
在先秦典籍的记载中，夏代有历法，也产生了“月令”，即产生了哪个月应该作什么事的认识和规定。夏代完整的“月令”我们已不知道，不过《国语·周语中》曾记有“故《夏令》曰：‘九月除草，十月成梁’”的话。即是说，九月应该修整道路，十月应该建造桥梁。为什么这样做？虽然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却看到了夏代的人们，确实在总结气象规律并自觉地按照这种规律，来安排人们的活动了。
夏历有二十四节气之说。二十四节气虽然形成于春秋至西汉，但却出现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时期。在二十四节气形成的过程中，早期的一项成果就是《夏小正》。《夏小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科学文献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述天象和物候的著作。原为《大戴礼记》中的第47篇，唐宋时期散佚，现存的《夏小正》为宋朝傅嵩卿所著《夏小正传》，由当时所藏之两个版本《夏小正》文稿汇集而成。但因原文与解释文字混在一起，《夏小正传》中不全是原来文字。因原稿散佚与再次成形，原稿成书年代问题争论很大。认为它产生于夏代至春秋时期的学者都有。将《夏小正》的某些经文与卜辞、金文和《尚书》等文献相对照，可以发现它确实有古老的渊源，说它是依据夏代留传下来的历法而编撰的当是可信的。
《夏小正》这篇文献确实反映了夏代的一些物候和天象知识。人类生存繁衍的起码条件是要解决温饱与安全，但在上古时期这些并没有保障，洪水、猛兽、狂风、暴雨、寒暑、疾病，常常危机先民们的食物来源和危害他们的生命。人类为了生存而适应气候、利用气候变化，与大自然求得和谐共存，经历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时间，其间学会了用火直到自己造火来改善食物、环境和驱逐猛兽，学会了用衣物来御寒、遮羞，防风吹日晒，并发展出了装饰艺术，学会了建立掩蔽所直到修筑宫室以蔽风雨寒暑，并产生了建筑艺术，学会了保养身体以免受风、湿、暑、燥、寒导致疾病，并有了简单的治疗方法。积累起来的天文、气象认知和经验已经很多，大自然中的风霜雪雨，寒来暑往，动物、植物的物候现象，人类自身的生理变化，生存、繁衍、发展所产生的感受，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等，这些认知系统化起来，就能把握自然气候规律，对气候“节以制度”。夏代文字自然要把这些记载下来，依靠这些认知从事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作为夏代遗书《夏小正》，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记录，才被《大戴礼记》保存下来。《史记·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孔子到杞国得到“夏时”，指的就是《夏小正》，因而成为华夏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月令”。
四、《夏小正》与羌人历法
众所周知，羌人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因为没有文字，他们的历史是以口传为主。令人惊异的是，羌人历法竟然暗合《夏小正》，这也证明他们确实是古老的民族。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羌人“岁时不用官历，知岁时者为端公，如辰年则画十二龙，或卧或行，因形而推之，它像亦然。……推算日月蚀及甲子建除，毫厘不差。大率以十月为一岁。”[8]
羌族著名学者杨光成在《西羌壮歌》中提出：古羌人创造了太阳历，就是十月历，此历就是最初的《夏小正》。他说：“古羌人创造的太阳历，是在创制古羌文字之后对人类文明建设的又一伟大创举。相传，羌族释比（经师）始祖阿爸锡拉根据太阳日照和四季变化，农作物的四时代谢，以及洞壁上光照部位的变化，测定出一年为365天，10个月，每月为36天，余下5天为祭天日和年节。故今羌人仍是十月过羌年。古羌人首创的太阳历成为夏代的《夏小正》的历书。”[9]
古羌人之所以首创太阳历，是与他们的生产、生活有关的。任乃强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中说：“羌族是亚洲最早创造牧业文化和进入农业生产的民族。”[10] 古羌人根据日照变化、星座和月相变化周期编订历法，在从事农耕种植中逐渐认识了四时代谢，认识了农作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悟出了农时周期。以农时周期与星座、月相、日照长短订出了四季变化，时、日、月、年的数记，根据人们的逐步认识自然时季的特定规律不断完善了历法。
太阳历的新年是十月初一。在羌人的生活中，每年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十月初一，称为“羌年”。关于这个节日的来历及习俗，羌族原始宗教巫觋上坛经典《木姐珠》的口碑传承了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解释：在很早很早以前，天神的幺女儿木姐珠爱上了人间的羌族小伙子斗安珠，她不顾天条律令，执意下凡和他结婚，一到人间，她就把出嫁时父母赠送的树种、粮种种植在山野田园，把牲畜放入草地，到了秋天，树种很快就长成了森林，粮种带来了五谷丰收，畜禽也生长兴旺，人类繁荣昌盛，大地一片生机，她为了感谢父母恩惠，就在一天把丰收的果实、粮食、牲畜摆在原野祭祀上天，表达心中的感恩情怀，以后又在每一年的那天都要举行相同的仪式，而那天正好是十月初一。[11] 之后，羌族人民就把十月初一这一天作为自己的节日及新年的开端。
羌历年亦称羌年节，羌语称“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也是羌民族一年一度庆丰收、话团圆的民族传统盛会。
羌人由“逐水草而居”，到“依山居之，垒石为室”，即由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民族后， 从春种到秋收，辛劳了一年的农人进入了农闲季节，辛苦了一年的耕牛也由此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被放上了山。粮食进了仓，猪羊进了圈，这自然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因而人们开始载歌载舞，欢庆丰收。
由于羌人实行灵物崇拜，多神信仰，因而进人农业社会后的羌人，不仅把命运和土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还把希望寄托于上天，希望天神保佑羌人，年年风调雨顺，岁岁吉祥安康，因而每年羌历年期间，均要举行“祭天还愿”仪式。与此同时，羌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同耕牛结下了特殊的感情，羌人认为，粮食的丰收同样离不开牛王爷的帮助，故在一些地区至今仍保留着“牛王会”习俗。
从严格意义上讲，羌历年“祭天还愿”是表达羌人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行为，其间不仅折射出羌族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芒，也集中展示出羌族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
注释：
[1] 吴守贤.：《夏仲康日食年代确定的研究史略》，《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 何幼琦 ：《“仲康日食”辨伪》，《殷都学刊》200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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